“痛心疾首”20周年

文汇报

程翔﹕以笔报国 责无旁贷 ——纪念文汇报“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发表20周年

Posted in 未分类 | Tagged | Leave a comment

维港

e785a7e78987-015

从文化中心出来已近子时。纵身钻入地铁,跳进荃湾线列车,穿过并不宽阔的维港,已是一片寂寥的港岛。

林立的高架桥下有冉冉四散的灯光,揽客的士沿干诺道中一字排开。为我开车的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司机。要在内地,他就是茶楼里常见到的叹茶吹水的悠闲老人。人口老龄化和生计压力,香港许多老人都要出来做事贴补家用。我记得多年前第一次来港,和朋友在酒楼餐叙,一位颤巍巍的白发老妇端菜上桌。结果那顿饭我根本没吃下去,总觉得让老人服侍,并不是中国人的人伦之道,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在内地见惯了茶楼饭店里年轻气盛的服务员,来香港自然会敏感于这里的白发侍者。反过来说,我们对自己享受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不敏感的。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谁能担保自己将来就不是那个端菜上桌的老者?

一位做导演的朋友,曾经不断向我抱怨作为香港人的艰辛。这寸土寸金之地,也是被高度体制化了的资本主义囚笼,凡事皆有方圆规矩,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小方框里打拼。有些时候,说到自由或梦想,香港反而不如“不成规矩”或者规矩尚待确立的内地。我坐在文化中心的电影院里就有这种感觉。一方面香港人普遍的文化水平都很不错,晚上放映的两部法语片,配英文字幕,观众席里的笑声,常常有三重。第一重笑声起时,英文字幕还没打出来,这是识法文的观众;第二重,英文字幕刚在屏幕上一闪,即刻爆发出笑声,这部分观众在戏院里占了大多数;第三重,要等到把英文字幕大概扫完,才知道笑点在哪儿,跟前两类观众相比,总要慢半拍,比如在下。而另一方面,这个剧院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可能都没办法跟我比——这两部片子,我很快就会有私人DVD收藏,而且花费只相当于他们买一张电影票价格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中场休息,看到文化中心大堂里绕了几大圈,秩序良好准备进场的观众,我就像一个狱中的良心犯,对外部世界井井有条的庸常心生一阵悲悯。

其实,可笑之人可能恰恰是我自己,而不该是勤勉守纪的香港人。慵懒,不守规矩,缺乏自律精神,并且自鸣得意于此,维港的灯光,永远只是你的风景,而不是你可以理解和享受的生活。

photo by 兽兽

Posted in 未分类 | 5 Comments

纪念碑,让“无名”变为“有名”

wesley

"Wesley ~ 23 months old" (Source: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Wall Website)

又逢清明雨落时,今年是国家确立清明节为法定假期的第二个年头。市区和郊野各处,有人全家老小出动,为逝者坟头培几把土,斟一壶酒。除了家奠,今年清明还有些特别:川震距今近一年,北川县城废墟清明期间首次开放,那里烟雾袅袅,悲声低垂。想必有许多如我一样的普通市民,此刻也心向四川地震灾区的同胞。

这样的心情中,读到两则有关树碑和纪念的报道。一是中山大学几位学生发起倡议,呼吁设立“民族英烈及死难同胞纪念日”,倡议形成制度的公祭民族英烈的活动。二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提议,为广州历年牺牲的见义勇为者专门立碑。

为见义勇为的英烈立碑的提议若得到落实,这座纪念碑将是怎样一种面貌?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记录见义勇为市民共2478人,其中54位英勇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54位英烈中,既有学生、司机、厨师、村民、打工仔,也有店主、保安等,大部分人牺牲时正值青壮年,平均年龄仅为35岁,可谓平凡而普通。而在此之前,有不少勇士没被统计,随着岁月流逝,人们的记忆中只剩下向秀丽、安珂等人的名字。

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感谢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他们记录英烈姓名的努力。正因为有了这些具体可考的名字,当面对“民族英烈”、“死难同胞”这样的词语时,我们要祭奠的,才会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由此,祭奠仪式才不至于沦为向一个个巨大的概念致敬。也因为这些名字,人们的悼念才有了凭据和追忆的起点:他们和她们,生时是怎样一个人,哪一年出生,哪一年上的学,哪一年来到这个城市;他们为何、怎样死去,遗骨有没有留下来,被葬到哪里;他们的父母和后人如今身在何方,是否得到妥善安置和照顾……

华裔女设计师林璎设计的华盛顿越战老兵纪念碑,至今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纪念碑设计,它彻底改变了历来纪念碑呈现战争记忆的性质。纪念碑揭幕那一天,无数老兵和士兵家属在碑墙前驻足啜泣——镜子般的黑色大理石上刻着58195位战争牺牲者的名字。纪念碑官方网站,首页上是一个搜索引擎,专供浏览者查询纪念碑上出现的姓名。这座镜子般的纪念碑,让祭奠者在死者的姓名里照见自己;这样的映照中,生者与死者连成一体。由此,林璎的设计让人反思战争纪念碑的性质:所谓无名烈士,其实是有名字的;无名,是因为人们尚未找到这些名字,而不是他们本无姓名。

有了这条追忆和祭奠的线索,提议中的广州见义勇为英烈纪念碑,除了因年代久远,仍无法知晓其姓名的牺牲者,我希望,纪念碑能刻上54位见义勇为烈士的名字,并为那些尚未找到姓名的烈士留下空白——空白见证所有找寻牺牲和受难者名字的努力。这座丰碑,同时也是为那些找寻姓名真相者而立的。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Posted in 未分类 | 1 Comment

我仅仅喜欢那只作为目光呆滞的小动物的草泥马

alpaca_kisses

网络图片

网络上,草泥马风生水起,连温文尔雅的崔卫平老师也接连写了几篇关于草泥马的文章,其中有文章标题是:“我是一只草泥马”。

面对强大的、恬不知耻的河蟹,网民们的满腔怒火化为铿锵有力的三个字,带着山东大汉的彪悍口音,一个吐气,樯橹灰飞烟灭,仿佛《九三年》里雨果的一声怒吼:“屎”!

“草泥马”这个光荣的称号变成了正义的来福灵。可我还是有点犹豫。这让人想到《阴道独白》——在何种境况下,在舞台上大声说出“CUNT”(屄)这个词,才有扭转压抑/压迫的力道?在“低俗”这个字眼,每每被反其道而理解,有关“低俗”的讨论还有没有价值?在反压迫的网络氛围里,有关低俗的讨论,能否严肃地展开?

“草泥马”之所以成为国骂,并且骂出来让人爽歪歪,系因辱骂者在口头上进行性的越轨,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僭越感。我们说“草泥马”、“草泥酿”,而不说“草泥把”、“草你蝶”,乃是男权社会里妇女作为男性附属品,这一历史轨迹在语言中留下的见证。因为,女子贞洁与否,关乎父子承继之血统纯正,或家族势力的结盟与分裂。“草泥马”的行动无疑打破了亲属关系的纯正与牢固,无论骂架双方实力如何悬殊,对辱骂者而言,在言语上,他/她相对于被辱骂者,取得了精神的胜利。

无论“草泥马”今天所面临的语境如何不同,对我来说,这三个字,仍然带着妇女数千年来隐忍的冤屈,吐之则让我如鲠在喉。

我们可以对强权表达义愤,我们可以借通俗文化之传播迅捷,借草泥马含蓄地表达公民不服从的异见,然而,起码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而避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草泥马”或者“操你妈”这样的表达。

我也得到一只草泥马,萌死了...

我也得到一只草泥马,萌死了...

但是对于草泥马这只神情呆滞、目光忧郁且须根唏嘘的大草原上的小动物,我还是蛮喜欢的。那就让我们做网络环保主义者,爱护草泥马这只小动物好了。至于国骂,还是算了,无论对敌人还是强权。或者,有没有可能寻找其他更具创意的异议表达方式?

比如,几年前,我去学开车。有一次,跟我一起学车的同学把油门当作刹车来踩。我们那位满嘴粤语粗口的师傅,对我这位男性同学大呼一声,“我叼你屎忽”(我操你的屁股),满车男性汗如雨下。而我那位同学,从此不再踩错油门。我多么怀念,当年那位大叔情急之下的一声怒吼,这句脏话如此富于水准,因其瞬间打破了刻板印象。

当然,我知道,对于那些钟情于特定性交方式的人,这样的脏话不一定起作用,也无关歧视。倘若掉个书袋,借用德里达关于“延异”的观点,那只是语言本身的宿命而已罢。

Posted in 未分类 | 2 Comments

让志愿精神进入日常生活

20080202-010

2008年春运,广交会门前的志愿者 摄影/兽兽

昨日“亚运会志愿服务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广州亚运志愿者到底是否无偿服务再度成为关注焦点。事实上亚组委副秘书长、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率先在广州两会时引爆话题,强调广州不给志愿者补贴:“我们志愿者要真正成为志愿者,不讲钱。”

组织者的意思很明白:“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在不降低水准的情况下,要多讲奉献,这就是广州亚运精神。”只是领导们三番五次重申“无偿”,究竟是担忧广州人太讲求实际,还是向国际做法靠拢,在国内引领志愿者无偿服务的风气?“志愿者”这个词,当它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本身就含有“自由意志”之意,表明志愿行动是非强制性的,参与者也应该出于自愿。志愿者当然可以获得回报,但能否获得回报,绝不是成为志愿者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我并不担心,不发补助广州亚组委就招不到志愿者。2008年初雪灾冲击春运,广州站前广场上,寒风冻雨中,那些为受困旅客倒茶送水、疏导指路的小红帽志愿者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有天夜里12点,我在广交会门前遇到几位年轻志愿者,他们都是刚考完试就前来参加志愿工作的高校学子。交谈中我得知,从下午6点到深夜,他们已经连续工作六七个小时,嗓子哑了喝一口水,肚子饿了吃块面包。而那一夜,活跃在广州站一带的志愿者有数百人。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让一种哦你纾难解困的志愿精神,成为当时报章电视上最靓丽的新闻热点。

退一步来讲,即便届时真的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志愿者,凭借旧有的群众动员模式,亚组委还是可以短时间内找到人。比如,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当场回应刘江南:“政府应该要求企事业单位,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工会、党支部的成员,都应该成为亚运的志愿者。”据说这一建议得到众多响应。如此说来,为了保证亚运顺利进行,志愿者行动最后很可能变成又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层层分派指标,甚至添列预算,对“志愿者”给予补偿。这种做法,目前许多地方的“义务献血”即为一例。

事情倘若到了这个地步,离“ 志愿者”这一名号本身的初衷,恐怕已相距甚远。实际上,志愿者文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需要培养,也需要学习。在很多人的经验里,“学雷锋”这样一年一度的“志愿者”行动,很多时候,只是一项任务、一次表态。然而我们也能看到,近年来,“多背一公斤”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正成长起来,提倡一种出于个人意愿的,并且成为生活常态的志愿者行动。当志愿行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外乡人指个路,为社区里的花圃除一次草,定期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寄上一箱书……那么,服务亚运可能只是人生中成百上千次志愿行动中的一次而已。当我们每个人都立志成为一位终身的志愿者,给不给钱,又有什么关系呢?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Posted in 未分类 | Leave a comment
  •  

    2010 九月
    « 六    
     12345
    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
    2728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