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照片：《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蒋少武摄

豆瓣大肆删除标题中含有“今天”二字的图书，包括《今天是哪一天（芒克诗选）》、《今天已死》、《今天不一样》、《历史上的今天》等等。

好在……好在豆瓣网包含“今天”的书目一共有200多本。

于是勾了以下“想读”书目：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
今天写的是明天的故事
未来形成于今天
今天是每一天
让未来记住今天（杨澜著）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今天怎样做教师
今天吃素
今天多美好……

http://goo.gl/CtHr

小记：我看到的情况，4日凌晨1点到2点间，豆瓣上标题含“今天”的书目由256本降为244本。

刚才发现本博客被墙，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又及。

今年59岁的陈树菊，生平只离开过台东两次，最远只到过台北。从小家境贫寒的她，小学六年级那年，母亲和弟弟因交不起医药费，最后双双离世。为了养活六个弟弟妹妹，陈树菊辍学卖菜，每天清晨4点起床，晚上9点收摊，一卖就卖了将近半世纪。

多年来，陈树菊以个人之力，为当地各类慈善事业捐款台币近1000万元(折合人民币约210万元)，认养了三个小孩。她说：“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陈树菊比不了一掷千金的巨商大贾，现代慈善流程背后闪动着商业利润、企业形象与社会责任间的周转腾挪；她的感人之处在于，这1000万慈善巨款，源自几块十几块的卖菜小钱。

《时代》邀请知名华裔导演李安为陈树菊撰写评语，评语认为，陈树菊的善行不在其有多么出类拔萃，而在于纯粹与慷慨。李安写道：“陈树菊几乎捐出了自己的一切，她所树立的典范就是最好的回馈。”

在《时代》为陈树菊获奖配发的人物卡通画上，这位菜市场走出来的国际人物，辫子垂于脑后，鼻尖圆阔，下颚结实，笑容璀璨得让眼睛弯成一条细线。得知获奖消息，她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淡淡地表示：“获得什么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赶紧将菜卖出去，不然菜烂掉就要亏钱。”

陈树菊平凡朴素的人格让人敬佩，《时代》的评选则改写了“英雄”这个词所代表的当代意义。历史上，英雄源自神话，英雄的叙事关乎权力与受难，常与民族国家的大义相伴共生。某些情况下，“制造”英雄是为了掀起偶像崇拜的浪潮，以道德完人的形象对民众行情感绑架之实，目的在于掩盖制度与社会政策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陈树菊，还有天津蹬三轮车助学的老人白芳礼，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进入英雄序列，打破了历史上由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所构成的英雄神话链条。

英雄不需要感动。过分消费感动，后果必定是滥情与不真实——英雄固然可叹可敬，却也时常让人止步于垂泪与仰止。香港义工黄福荣在青海玉树地震中牺牲，特区政府推荐为他追封金紫荆勋章，建议将其遗体安葬在表扬英勇香港市民的景仰园，却被阿福家人拒绝。阿福胞姐黄月秀说：“请大家不要把黄福荣变成一个烈士或一个完美的人……我比较抗拒‘英雄’这个字眼。我觉得福荣不是想做英雄或舍身救人，他当时只是在现场，救人是出于人的基本反应，一个普通的人也会这样做。”

英雄不必完美，也不一定舍身。在食堂服务一辈子，默默煮好每一顿饭、打扫干净每一张饭桌，也可以成为大英雄。这位英雄叫袁苏妹，被历届香港大学毕业生亲切地唤作“三嫂”，去年以82岁高龄接过港大名誉院士头衔。这位英雄的“本领”是炒牛河、煲红豆沙，还有蒸马豆糕。人皆感动于“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的壮怀激烈，有谁在乎在灶台旁站上两个多小时的艰辛？卖菜助人上《时代》百人榜，蒸马豆糕获颁港大院士，妇女在传统上私人领域从事的劳动获得承认，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性别意味——凡人开启的英雄时代，也是一个英 “雌”辈出、人人皆可以成为英雌英雄的时代。

摄影/介，书法/兽兽

介君回东京老家探亲，拍下新宿御苑三月怒放的樱花。好漂亮。拿来做了手机桌面，顺手写了几个字，抄的是三浦樗良的俳句：“櫻散る 日さへ夕と なりけり”。

既然牵涉到“利益链条”，又形成了“产业”，报道所涉及的“代孕”和“代理孕母”等现象，很容易使读者将其等同于金钱交易、行业暴利与社会不公。在报道结尾处，记者甚至想象了代孕妈妈事后思念孩子的场景：“夜深人静时，她会不自觉地抚摸着小腹上那条伤疤，想起远方的那个孩子。”

我的疑问是，既然如此，报道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代孕母亲的原话，而要想象一个感伤的时刻，并虚构代孕母亲的所思所想呢？在我看来，这一叙事的效果，在读者那里引起的反应，往往符合社会大众对于“代孕”本身的刻板印象：“银货两讫”背后隐藏的是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南都《广州读本》为报道配发的一则评论中有这样的句子：“所有先她们富起来的人真的都能心安吗？”

实际上，在繁衍人类后代的问题上，并不存在贫富之分，不是说有钱人就可以逃脱社会中不孕不育的几个百分点。在现实中，也存在经济情况并不优越的夫妇，为代孕生子而倾家荡产、借钱背债的例子。假如我们考虑到代孕双方出于自愿这一先决条件，除了需要被揭露的“行业”暴利，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揭示？

首先，报道标题就存在误导之嫌。我国现行立法对代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任何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既然如此，就不存在“地下”与“地上”之说。强调“地下”，反而让读者误以为法律的完备，是贪婪者钻法律的空子。然而，代孕的需求从何而来？其中有多少金钱因素，有多少血亲和人性的因素？法规和监管上的严厉禁止，到底是杜绝还是催生了代孕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被忽略了。

关键在于，我们的报道如同立法过程一样，从未站在“不孕不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缺乏人性化设计，而不是代孕本身，造成了代孕现象屡禁不止(如果考虑到“为人父母”这一普遍的人性渴求，这种行为也许永远无法禁止)。更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一被压抑的生命渴求和供求关系，使得原本就处于经济地位弱势一方的女性，在代孕行为上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去年媒体报道白云区“处理”代孕妇女即为一例)，甚至因“代孕”而致贫、返贫；而本应共同担责的求孕一方，特别是中介者和医院却逃脱了法律的监管。

其次，《有人选了5个代妈，结果生下8个孩子》的标题，呼应了有钱人才有能力开枝散叶、子嗣丰厚的常谈，同时也是一种男性视角；那么，代孕是对妇女的压迫吗？求孕妈妈是怎么想的？有人说富人寻人代孕有违道德，那么，现实中存在的一夫多妻和包养二奶者，真的比一夫一妻者寻人代孕高尚吗？在重“生”轻“养”的氛围下，对比媒体热衷渲染代孕妈妈的感伤，有多少人关注代孕孩子的成长、他们的选择？现实中若代孕生下的孩子因容貌或生理缺陷遭代孕妈妈和求孕夫妻双双遗弃，社会应如何救助？

遗憾的是，以上细节被相关报道放过了。这些疏漏和有意无意的忽略，恰恰反映出法律在人性模糊地带的力所不逮之处。我认为，为了真正达到报道所称“深入了解代孕产业”的目的，媒体反而应该打开更宽的论说场域和人性空间，不要仅仅用“产业”、“利益链”等标签来简化“代孕”这一牵涉到医学、伦理、法律、妇女解放与儿童权利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却掩盖了立法和社会救助机构本应承担的重责。

（刊登于《南方都市报》 2010.3.31 A2版）

附录：对吕频《代孕交易是剥削》一文的回应

今天看到吕频姐姐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的文章《代孕交易是一种剥削》，评论中反对居多。对比我昨天写给南都的批评（《“代孕”问题的求解之道与媒体进路（approach）》），我觉得两篇文章都有需要再深入思考的地方。这一段儿实在没时间和精力写成完整的文章回应吕频，先把几点想法写在这里：

代孕与代孕交易的因果联系

就南都原来的报道看，求孕夫妇是富人，也是不孕不育者，求的是第一胎。那么有必要区分“代孕”和“代孕交易”两个概念。代孕我认为是合理的，也应该进行比较符合人性人道的制度设计。合法化的部分，主要针对不孕不育者而言。但目前在中国代孕属非法。那么，求孕夫妇只好走代孕“交易”的路子。吕频的文章说代孕有违计划生育，我觉得不一定，若是代孕第一胎，就结果而言并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政策的僵化、不够人性，使得有代孕需求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走代孕 “交易”的路子。

在理想状态与社会现实之间

我写给南都的批评实际上有两个要点：第一是不要因为代孕问题制造贫富对立；第二，代孕跟代孕交易是两回事，但记者有意渲染了交易的罪恶，而把代孕本身给罪恶化了（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目前的法律缺失造成的恶果是什么？），实际上后来记者的跟进报道模糊了焦点，比如都是求男闯的祸、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等，实际上最初的报道说的是不孕不育夫妇的经历；现在专家一跳出来，原来的问题失焦了。

理想的状况是，社会均富、男女平等、性向平等，大家出于自愿原则，生育互助（包括男女同性恋家庭，前两天出柜的瑞奇·马丁就是找了人代孕）。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计划生育、贫富悬殊、代孕被完全禁止；在这样的情况下，代孕妇女有点类似于性工作者的境地，你说到广州赚10万属于被人剥削，在家里免费为男权生孩子就不属于剥削？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代孕问题揭露了女性生育属于无偿劳动的事实。这是第一个事实。

“弱势利益”的重要性

就报道揭露范围而言，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事实是，法律（甚至根本没法，只有卫生部的一个规定）不仅无法禁止代孕（交易），反而使得代孕妇女成为代孕过程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去年白云区“处理”代孕女子，我听说还有怀孕8个月抓去打胎的）。如果代孕被罪恶化了，这些妇女的权利就完全没有办法拿到阳光下来讨论。这应该怎么办？

吕频的文章，我觉得在策略上单一了一些，如果看了陈美华老师的文章，就知道女权主义在代孕问题上有非常不一样的取向。目前，作为计划生育制度下，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中的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在策略上，要坚持“弱势利益”优先的原则，也就是说，什么办法对代孕行为中最容易受害的人有利，就用什么策略。

未完成的讨论

我和吕频的文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谈到，比如是不是用收养来代替代孕、不孕妈妈面临的社会压力、同性恋家庭怎么办，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者加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A scene from Dusan Makavejev’s Gorilla Bathes at Noon, 1993

在我们城市的各处，卷闸门后、阁楼里间，有这么一帮人，仿佛地道里辛勤作业的土拨鼠，经常为发掘同一件宝物锲而不舍——“老板，有东欧片不？”这些宝物时常贴着各式啤酒品牌的商标，“蓝带”或“百威”，标记了它们非法的出身。可是，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想象劣质塑胶包裹的DVD碟片上流淌着某种麦米浓香……

在报纸上说这个，未免令人心虚。多年的淘碟生涯让我明白，有关智慧产权与知识之自由传播的辩论，永远无法解决以下诸种情形带来的困境：若好莱坞和国产大片霸占了所有院线指标，若穷其一生你也不能参加世界各地有限的几个艺术电影节或电影文献展，若思想藩篱和语言障碍让你无法领略那些居于世界电影艺术巅峰的作品，那么，你是选择闭塞无知，还是做一只土拨鼠，奋力一搏钻出晦暗无光的地下？

要说东欧电影到底好在哪儿，一句两句还真难以说清。这么说吧，倘若你在操异族语言而非说中文的银幕上，发现有人跟你呼吸同一种价值观；倘若你发现遥远之处有一群梦想家，在他们三四十年前的梦境里，你照见自己今日所处的现实，并且，这些电影人编织这样那样的故事，发展出与你熟知的好莱坞电影如此不同的叙事策略与美感，你怎能不一见倾心茶饭不思，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拓展精神版图、让生命变得丰盈起来的斗争？

翻开冷战地图，生产这些电影的国家大多是夹在西欧与苏联间大片欧洲土地上的林立小国。除了电影学院学生和少数研究者，多数中国观众对世界电影版图的东欧分册知之甚少。由于影片来源和观影渠道有限，即便是我父母那一辈人，可能只看过《桥》、《萨拉热窝保卫战》等有限的几部“经典”而已，遑论今日由商业大片和电影特效喂大的年轻人。我最近看到拍摄于2007年的纪录片《没有审查机构的审查》。活跃在前南斯拉夫国土上的电影工作者，直把当年这类史诗电影形容为“篡改历史”、“欺诈金钱”之作。那感觉，就象我妈常唠叨我的一句口头禅：又上当了不是？

为了拒绝上当，我决定做一只土拨鼠，每见必收的东欧片单包括以下几位导演的名字：波兰的瓦伊达、匈牙利的杨索；还有不那么知名的导演，比如南斯拉夫的马卡维耶夫，他的电影深入性与政治的纠葛，在复杂的情节线索里铺展各种符号与意象，看他的电影绝对是件脑力活。亚美尼亚的帕拉杰诺夫，引来拜占庭艺术的源头活水，把动态的电影变成静态的画面，意义产生于图画与图画、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各种对比、暗示和隐喻关系中。你千万不能错过捷克动画大师史云梅耶，有人把他称为“炼丹术士”，这老头善于改写经典童话，常把血、肉、泥、植物和木偶玩具搅和在一起，夸张的影像背后是浓郁的诗人气质。

我还要推荐史云梅耶的同乡伊利·曼佐，他的片子真叫经得起时间考验。要不怎么《失翼灵雀》被整整封杀21年，重见天日后一举拿下1990年柏林影展金熊奖。电影有一句台词让我乐不可支。一位因思想入狱的诗人，他说：“我抬头仰望星空，却一脚踩在屎上。”踩到屎算你走运，曼佐的一位南斯拉夫同行，人生第一部电影就让他坐牢三年。前面提到亚美尼亚那位，他曾因拍片犯禁，两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流放、监禁，失去工作机会，类似遭遇足以让所有后来者对权力俯首称臣。然而，这批东欧导演的反抒情、内省，时时保持距离的观察，还有自我嘲讽的能力，为后世的电影诗学树立了标杆。沉浸于这样的光影细节，我们平日见证的许多正儿八经，其实是假正经，崇高是伪崇高；抒情往往是为掩盖真相，黑色幽默与狂欢精神则是打败极权的利器。看完电影，你无法不对蕞尔小国充满敬意，须知一个民族心智成熟的的程度并不一定与其幅员历史成正比，电影里的小国智慧往往让霸主们穷形尽相，丑态百出。

许多人为传播这些少为人知的杰作而不遗余力。有个叫Karagarga的BBS，全世界影迷在那里分享东欧电影视频，接力翻译字幕。我有位叫“浪子”的豆友，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整理捷克百大电影的视频资料和中文字幕来源，极富专业精神。我想，是生活经验的相通，让东欧电影成为一个暗号、一种可分享的精神血脉。作为东欧影迷，你实在不必去好莱坞那里攫取快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听惯的那些所谓反抗美国文化霸权、支持民族电影的大话，是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精神产品知之甚少、信息极为残缺不全为代价的。如今，无论国产片还是好莱坞大片，只有赚钱的电影才是观众看得到的电影，由此，淘碟、分享视频、翻译字幕，何尝不是和平时期反抗精神压迫的一种方式？

Susan Walsh / AP

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废除1994年至今实施16年之久的 “不问不说”政策及相关法律接受议员质询。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涉及同性恋军人权利的问题上，朝着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的目标迈开了决定性一步。

“不问不说”（英文：Don’t Ask, Don’t Tell）的说法基于美国国会1993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法律。简单地说，只要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不在军营里公开身份，就允许他（她）们服役。当年克林顿总统上任后最初的动作之一，就是倡议让男女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但由于国会和军方高层强烈反对，这项提议几乎断送了他的总统生涯。于是，“不问不说”成为总统与国会妥协后的一项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法律，禁止军方主动询问军人的性倾向（若军人明显表现出同性恋特征或行为，还是会受到调查），在征募士兵的表格上，性倾向一栏被撤除，同时，禁止同性恋军人公开身份或对外宣布自己处于同性婚姻关系中。

“不问不说”政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与历史脉络。克林顿执政以前，美军完全禁止非异性恋人士服役。1916年制定的《战争法案》含有禁止军队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直到二战，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战争动员，这一条款才得以强制执行。到二战结束，有4000名男子因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军队拒绝征募。越战期间美军深陷战争泥潭，曾有人利用同性恋的身份或故意表现同性恋举止来逃脱兵役，（这也成为后来许多人反对“不问不说”的理由之一）。因此，克林顿政府制定“不问不说”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结束同性恋者无法为国效力的不平等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是持自由派观点的民主党人与反同性恋保守人士妥协的结果，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异常复杂。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服役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诸多争论，可以说，“不问不说”政策是针对这些争议做出的一种阶段性安排。过往围绕同性恋者参军的争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同性恋者是否适合打仗；第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同性恋者的加入是否有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第三，异性恋军人与同性恋军人相处会不会有问题。

历史上，西方精英的军队文化并非从来就排斥同性恋者。古希腊军队里同性恋者比比皆是，柏拉图《会饮篇》称颂军中男性之爱，认为男性间的亲密关系能让胆小鬼变成大英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三百斯巴达克斯壮士全是同性恋者，他们笃信“人绝不愿在爱人面前丢脸，他会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性命”。这种情况直到十字军东征才结束，此后军队严厉禁止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者遭驱逐、鞭打甚至火刑。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于1778年开除过一位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士兵。

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以降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各种针对性、性别和性倾向的社会辩论和学术研究日益蓬勃，在此情况下，战争与性别气质、同性恋身份的关系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9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格利高里•赫里克（Gregory Herek）代表美国心理学会等五家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从科学实证角度回应公众对于同性恋者参军的顾虑，并得出结论：无任何证据证明男女同性恋者无法胜任军事行动、削弱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异性恋者无法在封闭环境中与同性恋者共事和生活。赫里克博士还认为，应该改变的反而是异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问不说”背后的假设不仅无法为科学研究支持，更日益显露出各种弊端。在“不问不说”政策下，至今约有1.4万名男女同性恋军人因为公开身份而被开除。据统计，1994-2003年，为填补同性恋军人除名后留下的空缺，美军支出的各项征募和培训费用接近2亿美元，财政负担巨大。911事件后，美国投入反恐战争，征兵吃紧，2006年甚至降低标准才能招募到足够兵源；相应地，被开除的同性恋军人数量骤减，从2001年的每年1200人左右下降到近年的每年不到600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五年，美军有接近800位处于关键岗位的军人（飞行员、军医、战地翻译等）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而遭开除，其中包括至少59位阿拉伯语和9位波斯语专家，这些人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急需的人才，人力资源浪费明显。

“不问不说”政策给军人个体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巨大的。有同性恋军人甚至表示，“不问不说”法案颁布后，军中对于同性恋的关注与日俱增，反而给同性恋军人更大压力。另一方面，隐瞒身份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要说谎和欺骗”。正如麦克•穆伦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所指出的，这种状况有悖美军强调的“正直”的价值取向。

出于对权利的珍视，也出于对正直和诚实的坚持，许多男女同性恋军人为废除“不问不说”展开了长期的抗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丹尼尔•崔（Daniel Choi），他是伊拉克战争老兵，2009年3月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身份，旋即收到退役信。从此崔成为一位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致信总统和国会质疑“不问不说”政策，还发起“勇气运动”（Courage Campaign），征集到超过16万份支持者的签名。

奥巴马政府上台为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性恋社群历来是民主党稳固的票源，奥巴马竞选时就承诺上任后将推动同性恋平权立法。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意天平逐渐倾向于同性恋军人一方，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08年的联合调查，7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者公开服役，这个数字在“不问不说”政策推出的1993年只有44%。另一项调查显示，宗教和保守人士中也有近六成的人支持废除“不问不说”。此外，73%的军人认为自己与男女同性恋在一起没有问题。大部分年轻军人不在乎自己的同事是不是同性恋者，也不认为工作表现与个人性倾向有直接关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服役的军人中，每4人就有1人知道自己所在单位有同性恋者。

在美国以外，全世界已有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加拿大等24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目前北约盟国中只有美国和土耳其禁止公开的同性恋者服役。内外环境的变化都让“不问不说”不合时宜。奥巴马1月27日首度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呼吁国会废除禁止同性恋者公开服役的“不问不说”法律，2月2日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是政府、国会与军方合作，落实奥巴马政见的重要一步。

目前剩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废除，而是怎样过渡才是最佳方案。实际上，废除“不问不说”只是奥巴马政府推动性倾向平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下一步将支持包含禁止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雇佣反歧视法”通过，并扩大“反仇恨犯罪法”的适用范围。这些立法不仅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有利，也致力于保障异性恋者的权益。政府的工作方向将确立一个原则，即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但不能把歧视带到工作环境中。

回顾“不问不说”政策从推出到走向终结的过程，正如《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指出的：二十一世纪武装力量的多元性，新一代美国人参军，军队高层对于同性恋议题态度的变化，以及相关同性恋压力团体对政府的施压，以上各种因素合力促成了美军同性恋军人政策的转变。应当指出，即使是支持废除“不问不说”的人，有人出于平权理想，也有人出于战争的实际考虑，出发点很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移民社会，只要不同利益和信仰团体存在，有关同性恋者在职场、家庭、婚姻和伴侣关系以及其它民事权利方面的争论就会一直进行下去。然而，正如奥巴马本人当选总统昭示了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光辉成就，“不问不说”政策的终结说明：通过教育和持续的文化辩论，让更多的人树立起平等、多元、尊重差异的价值观，社会的改变将是有可能的。

（作者为社会性别研究学者）

按：上月得知高耀洁医生到达美国的消息。此前她兜兜转转，以八十高龄，在国内好些地方躲藏。夏天见到她，还是老样子，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眼圈发黑，随身带着小馒头，有时无法把眼前的人跟名字对上。然而好多事情，她却记得一清二楚，比如病友的名字，什么时候得病；又比如《诗经》里的句子，张口即来。我给她做志愿者，做PPT，好多图片解说，用的都是诗经。

这一走，真不知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她老人家。正如她所说：“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高耀洁医生一直坚持，输血感染是主要传播途径。对此，当局并不认同，即便是民间的艾滋病工作者，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到底情况如何，大家是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不能用打压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何况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对艾滋病工作者的打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去年奥运前后，高医生家大门竟然装了四个摄像头。除了逃走，别无他法。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 离开故土，老人怀里有没有揣一本带着体温的《诗经》？我宁愿你不要有乡愁。对于这个国家，你给尽了它无法偿还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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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 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 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 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 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 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 物质诱惑，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 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 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 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
2009年12月1日

（题头图片来源：网络）

我一洋人朋友，好几天前就给大伙群发电子邮件，附了好几张图，上面是各种万圣节装束，有巫师装、骷髅装，头上挂蜘蛛的、插菜刀的，怎么搞怪怎么来。他让大伙帮忙出主意，看看穿哪一件最吓人。我也不客气，回赠他几个字：“你要扫帚不要？”——如您所知，洋巫婆的座驾是扫帚，此物极环保，且路过天河也不怕塞车。

那位国际友人平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适逢鬼节，难得看他轻松一次。如此说来，洋人眼里，“鬼”不仅不吓人，还挺招人爱。昨日《广州日报》报道说，商家普遍反映，万圣节、情人节等“洋节日”在广州日益受欢迎，相形之下，前几日过重阳节，市面反而冷清。面对洋节走红，土节式微，有专家评论道：西方节日娱乐性强，更加人性化，而中国的鬼节更多是祭拜先人，常用来吓唬小孩。正是看准了洋节的娱乐性，商家借机推波助澜，大赚一笔。

此话有些道理，想想本土节日“端午”、“重阳”，一把艾草，一束茱萸，都是俭省得不能再俭省的物什，却物轻而礼重。传统上，这些节日很难跟消费联系在一起，却凝聚了国人世代相传的家族和人伦之情。我们的诗人倾尽所有诗艺来吟咏这些人伦之爱，于是有“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寂落，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伤。此种内敛而沉郁的感情，时常外化为庄重肃穆的仪式：登高怀古，焚香祭祖……即便做了鬼，先人面前也是容不得嬉笑打闹的。洋人爱在故人葬礼上讲笑话，哪位不要命的，不妨放到中国试试。

年轻人不爱过土节，并不意味着我们文化里孝敬父母、重视家庭的价值观不复存在了，而是说，许多西方节日中不分男女老少、肆无忌惮的狂欢成分，实在不适用于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中国人。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洋节可以跟同辈分享，却是难以跟长辈共庆的。中国人过节，一家人坐下来吃一顿团圆饭才是正经事，哪容得半夜里戴个面具跳将出来，把父母吓个半死？

记得在英国学习时，万圣节那天，房东一家乔装出动，街坊邻里也是黑灯瞎火，所有人都挑灯涌到大街上，借用一句毛主席诗词，那才叫“万户萧疏鬼唱歌”。主人邀我一齐出行，我婉言谢绝。房东善意地笑笑，“你们中国人啊，就是不够疯”，让我一语醒悟。的确，相形之下，中国孩子太乖了：在长辈那里，跟着父母插茱萸的老实孩子，比扮僵尸的疯孩子更受欢迎。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过洋节，若不纯粹为了消费玩乐，也能把洋人身上那股疯劲，转化为叛逆精神与创造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题图：我在英国时的房东Linda万圣节那天的装扮。身后两个电饭煲，白色的是我的，煮饭，银色的是她的，煲汤。）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11.1  A2 社论版

片名：我们的娃娃
片长：73分、彩色
导演/拍摄：艾晓明
剪辑：艾晓明 胡杰
出品时间：2009
Our Children
Lenth: 73 minutes; Colour
Director/Camera: Ai Xiaoming
Editor: Ai Xiaoming, Hu Jie
Documentary · 2009

“你投胎不要投到中国，一定投胎要投国外去，听到没有？要投到国外去！不能投到中国！啊？！投到很好的家庭，记到没有？！怪妈妈把你害了，是妈妈喊你到家里这儿读书嘞，是妈妈害你到这儿读书哩……”

——纪录片中一位罹难学生母亲的话

导演的话：

2008年6月、8月，我两次去四川灾区；我和志愿者们一起，去了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绵竹、汉旺等地。尽管有种种限制，我还是尽可能地到达了倒塌学校废墟，并探访了学生家长、拍摄了孩子们的照片和遗物。

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校舍垮塌是这次地震中特别重要的教训，中央政府各部门都是强调问责的。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定调和民间诉求形成争议。作为公民，我依然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震中地区的讲话，我希望，从民间角度，提供一份影像记录。——艾晓明

I went twice to the areas hit by the disaster in Sichuan Province in June and August of 2008. Together with the volunteers, I visited Wenzhuan, Beichuan, Qingchuan, Dujiangyan, Mianzhu, Hanwang and other places. Despite various forms of restrictions, I tri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ach the ruins of the collapsed schools, visit the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and film the photographs and belongings of the children who died. As some people have observed, the collapse of the school buildings wa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lesson in this earthquak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epartments all stressed accountability. Later, on this question, there were disputes between the tone se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demands by civil society. As a citizen, I still remember Premier Wen Jiabo’s speech at Yingxiu, an area hit by the earthquake. I hope to provide a video reco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society. — Ai Xiaoming

“我们的娃娃”内容简介

《我们的娃娃》片长73分钟，分为三集：第一集“5月11日 母亲节”、第二集“承诺与鉴定”、第三集“同一个世界”，其时间跨度大约在地震发生前后的5月至8月。在片中讲故事的，主要是遇难学生的父母，他们中间有教师、城市职工、外出打工者，其间也穿插了传媒工作者、独立学者、网络作家、地质专家、环保和法律工作者的评述。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校舍垮塌、儿童遇难这一事件的看法。

片中现场录像来自在灾区流传的民间影像，拍摄者多属公民记者。公民对影像的运用，呈现了另一种见证和记录的方式。

谨以本片纪念在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中所有因校舍垮塌而遇难的孩子们，他们是四川人的娃娃，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娃娃。

本片纯属非赢利制作，导演与合作者的所有工作，都是志愿者性质。我希望，人们收藏这部影片的捐赠，可以持续支持川震儿童纪念项目。

About The Documentary

“Our Children” is 73-minute long film divided into three episodes. The first episode is “May 11 Mother’s Day”, the second episode “promise and appraisal” and the third episode “one world”. The film covers the time period between May and August, that is, before and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the film, the main narrators were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who died, among them teachers, city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interspersed with commentaries by media workers, independent scholars, internet writers, geologists, environmentalists and legal workers. They told of their views on the collapse of the schools and the deaths of the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The live video [of the earthquake] was taken from footage filmed by members of the civil society, who are mostly citizen journalists, that has been circulated in the disaster areas. The use of videos by citizens shows another way of witnessing and recording.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film to commemorate those children who were killed by the collapsed schools in the May 12 Si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They are children of the Sichuanese as well as children of all Chinese people.

This film is a purely non-profit production. The work of the director and her partners was all voluntary in nature. The money collected by the purchase of this film will hopefully be sufficient to provide for the continued support to the Sichuan’s Children’s Memorial Project.

遇难学生遗照，这些学生分别来自新建小学和龙居小学

《我们的娃娃》主题歌（词：艾晓明  曲：肖巢）

“娃娃，我亲爱的娃娃，你在天堂还好吗？多想再看看你的笑容，多想再帮你梳一梳头发。娃娃，我亲爱的娃娃，天堂里再没有风吹雨打，地不再动，山不再摇，陪着你一路开满鲜花。这么多书包和铅笔，陪着你娃娃天天长大，青草微微带去我，声声召唤，爸爸妈妈，再也看不到你啊！”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在人间还好吗？打工的路上不要太辛苦， 千里迢迢莫把儿牵挂。爸爸妈妈我的亲人啊，来世今生永远的牵挂。伸展你的手，亲亲你的脸，你们保重爸爸妈妈。这么多思念和牵挂，留在你日渐苍老的面颊。花开依然，带去我所有祝福。我在天堂和你们，说说话。”

“这么多书包和铅笔，陪着你娃娃天天长大，青草微微带去我，声声召唤，爸爸妈妈，再也看不到你啊！”

“这么多思念和牵挂，留在你日渐苍老的面颊。花开依然，带去我所有祝福。我在天堂和你们，说说话。”

如有需要，请联系/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vd, please contact USC at the CUHK: films@cuhk.edu.hk

纪录片字幕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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