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评写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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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看到鄢烈山先生在南都发表关于性观念三原则的文章，可以把台湾公娼运动、李银河、潘越云、一夜情、集体轰趴、性骚扰、付成励弑师、邓玉娇、华盛顿市前市长、刘功臣、林嘉祥、摸乳门，这么多不同时空脉络的事件放在一块儿说，真是太强了。

人家何春蕤，以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场合参加学术会议或者活动人士聚会了解到的情况，说是现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性学专家之一也不为过。她写评论，一篇文章只敢写一件事，比如写麦可杰克逊之死，就这一件，理论实践追踪溯源。况且，以她University of Georgia教育学博士、Indiana University英美文学博士的资历和生活经验，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语境是怎么一回事，知根知底。有了如此底气，人家才敢下笔，投书报刊。无论你是否赞成她的“激进”言论，读者很难找到她论证过程的毛病。

鄢烈山这篇文章的写法，非常典型地，先有先入之见，然后以不同案例作为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且是非常陈旧的常谈。我要问，“一夜情”跟“性骚扰”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呢？脱裤门，你这么写，没准正好为有关部门操作“绿坝”推波助澜。

脱裤门、摸奶门，我看根本不是什么黄色文化泛滥、性开放的结果。至多，这些事件反映出，由于拍摄设备的可携性及便捷，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让此类事情直观、强烈地呈现于大众面前，从而迅速凝聚了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性，在超出他们能够掌控的范围时，形成的焦虑感。对子女失去控制的恐惧（在一个普通民众可控制的资源、人身和公民权利如此稀薄的社会里）经过媒体发酵，迅速成为集体性的社会“共识”，随即窒息其他社会辩论的可能。说理者被贴上“前卫”、“激进”的标签，端茶送客，迅速走人，这正如李银河所遭遇的情形。就是何春蕤，我跟一些台湾学者聊天，也有人说，这个何春蕤，太激进，而不是去举证，我反对她对哪个事件的哪个评论，我的观点是什么，一二三四……

我承认自己给南都写评论，有时也会偷懒。到google上搜罗一番例子，团成个，也就发了。卡尔维诺说，世界上如果有一本书是没有人写过的，那就是我要写的。作为文学系出身的人，以我浅薄的观感，中国的情况，在以文学作为志业的人里，排名第一的是诗人（包括边疆地区的游吟歌者、少数地下摇滚和独立音乐的词作者），其次是社会调查（廖亦武王力雄等），小说界好像还没有出现有卡尔维诺此等雄心的人，更遑论写杂文的了。这让我常常陷入自责和羞愧不已的境地，因为写杂文相对容易——软柿子不仅捏向我们所面对的万恶的新社会，也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些软柿子：思维之懒惰、见识之有限、语言之贫乏、外语能力之羸弱。

何况，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对于舆论和智识底线，可说之物与不可说之物之间天然的、明晰的、与生俱来的理解力，让我们非常清楚如何保全自己——不仅是肉身和利益上的，也是自我感觉的完整性。

昨天我在网上读到八千湘女当年赴疆的回忆。除了民族问题这些大的面向，我也在想，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召唤下，在对边疆生活的憧憬中，有多少性暴力的记忆被历史洗刷了，有多少集体性的摸奶门、脱裤门被民族大义和戍边伟业掩盖了？而这些女子在千里赴疆时，不过跟今天摸奶门的主角一样，中学生的年纪，（按照这个思路也可以说，当年的知青是失业者、失学者、童工）。是什么样文化机制、时空氛围、技术条件让我们选择性地表达对未成年人性的焦虑？是否如鄢烈山所说，真的是道德与法律、官与民、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别吗？还是其他的，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解决后，更大的问题接踵而来的伦理困境。这些困境常常让人感到词穷理亏欲言又止，让写作者不得不时时保持分裂的思考，前言难搭后语的状态。可是，如果不是试图接近思考和表达的极限，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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