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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起身，在《联合报》看到台大张小虹老师的文章《“合法盗版”的张爱玲，从此永不团圆》，看完还给台北的朋友写信说，看完这篇，虽然内心会有些许挣扎，但作为张爱玲文字的爱好者，《小团圆》我还是会毫不犹豫买来看。 刚才读到香港的仓海君反驳张小虹的文章《〈小团圆〉的道德训诫》，为张爱玲遗作版权所有人宋以朗先生辩护。仓海君认为，张小虹“拒买”、“拒读”、“拒评”的态度，实际上是粗暴地扭曲了出版者的用心。 我知道宋以朗先生，倒不因他是张爱玲著作的版权所有人，乃因为宋先生系一位知名的网志作者。他经营的英文博客“东南西北”，作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信息源，其反应之迅捷、译作水平之高、产出之惊人，让我十分敬佩。 去年年末，中文网志年会在穗召开，宋先生本已允诺出席，然最终未能成行。一位组织会议的朋友告诉我，宋先生未能与会，与家中几大箱张爱玲的遗物，其中有未整理的遗稿有关。这笔宝贵的财富，令他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顾及他务。近年出版的张爱玲著作，每一部都自称“最后的遗作”。我原以为，在宋家那几个大箱子未整理完毕前，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现在想起，宋先生当时未能与会，才有了今日《小团圆》的出版吧。 回到仓海君与张小虹的分歧。我认同仓海君所说，不应简单从道德或利益角度出发，来揣度版权持有人“违背”张爱玲遗愿的做法。而且，常人判断张爱玲生前的态度，仅是那句“小说手稿应该销毁，不予出版”，更多的细节，我们不像宋先生，占有大量张爱玲晚年私人书信，无从做更周全的判断。然而我认为，仓海君的论证，仍然是个消极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宋以朗先生家底丰厚，不必为了区区版权费而出卖父母与张爱玲之间的旷世友谊。 我估计，宋先生会再做一番解释。但在此之前，我想起了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在这本书里，昆德拉详细辨析了卡夫卡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布洛德，在卡夫卡死后，如何背叛了作家的遗愿。在王小波遗稿集《黑铁时代》的前言里，艾晓明援引了昆德拉的分析，并且为一种文学的道义辩护，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我愿意在下面大段引用艾老师的话，为我所理解的《小团圆》出版原因做一个注脚，那就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和作家文学生命的尊重，宋以朗出版了它。 【以下摘自艾晓明《关于〈黑铁时代〉及其他小说遗稿》（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二部分】 面对小波的小说遗稿——从软盘里打开的文件、写于七十年代的练习簿、八十年代之初那些已经发黄的文稿纸——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同时也想了一遍又一遍：在作家生前没有交待如何处理他的文件的情况下，我，作为小波和银河的朋友，有机会接触到他的这些遗稿。有关这些遗稿的处理，提出些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是合适的呢？怎样做才没有违背王小波生前的意志，也不至于破坏他的沉默的、追求完美的本质呢？ 我读过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这本书批评了卡夫卡的朋友对卡夫卡的一些作法，对我来说，昆德拉的意见既是新鲜的，也是我非常赞同的。 昆德拉说的是，卡夫卡曾要求布洛德毁掉他所写的东西，布洛德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他发表了一切。他背叛了他的朋友，违背了他的朋友意愿的方向和精神，违背了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 昆德拉对这个事实做了一番辨析。首先，人们会说，实际上卡夫卡并不想毁掉这些东西，因为要毁的话，在此之前他就可以毁掉。 昆德拉的辨析是这样，是的，卡夫卡可以亲手毁掉它们，但是怎么毁？他的信由与他通信的人所占有，他的工作日记于他自己是有用的。“对于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它们上面来，即使是一篇他认为失败的短篇小说，对于作家也不是无用，它可作为另一个短篇的素材，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只要他还不是奄奄一息。”（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昆德拉的意思是这样，卡夫卡确实想毁掉他的一部分作品，当他在疗养地病重，已不可能亲手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委托了他唯一的朋友。这是一个事实。但重要的是，人们一直没有注意的是：他想毁掉的不是一切，而只涉及两种作品：第一，隐私的文稿——书信、日记。第二，他认为他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小说。 我说到这些，是因为，我想到，我参与了编辑小波的小说遗稿——已完成的，他已经写好了、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发表作品，以及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写好了，所以谈不上要发表的作品——在处理这些文稿，特别是后面这一部分时，现在或将来，我总要面对读者的疑问，我自己也要问自己，凭着什么名义和理由，我们发表了这后一部分作品？ 与卡夫卡情况相似之处是，王小波也说过他已经毁掉了他认为他没有写好的小说。 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小波说到：“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国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艾晓明注：1993年11月，我为王小波已完稿的小说《红拂夜奔》写了篇推介评论，当时小说还没有发表，我就约王小波写一篇介绍自己创作情况的文章，这就是他那篇《我为什么要写作》的由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在他主编的《香港文学》（第111期，1994年3月）上同时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在他去世之后，花城出版社的责编把《我为什么要写作》加在小波生前编定的《时代三部曲》前面，作为总序。） 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一文中，他还说到：《黄金时代》这个中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稿，其间很多次的重写。现在重读当年的旧稿，几乎每句话都会使我汗颜，只有最后的定稿读起来感觉不同。”（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1页） 我提到这些，意在说明，王小波生前对发表自己的作品持一种相当严格的态度。在他创作的盛年，他一定是把作品写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才拿出去发表。他发表的作品比他完成的要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他自身。他不是写完一个作品就出手的人。只有在“一切可用的心血都已用尽，个人已再无力量去改动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觉得，“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出版。”（王小波：《得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见王小波：《黄金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8月初版，第2页） 因此，我想到，我们现在收在这本集子里全部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没有得到作者允许的。如果他健在，他可能一次次重新回到这些作品上来，把它们改写和重写，完成它们，达到他所说的完美无缺的程度。在《这辈子》后面附录的《最灿烂的阳光》就正是这样，他回到早年的插队笔记，重新写出今天的故事。全然是由于小波生命的突然终结，使这些作品永远就是这种未定稿和未完成状态了。它们都不完美，但是小波不在了，“一切可用心血都已用尽，个人已再无力量去改动它”，它们永远地停留在未完成状态了。 如果不将这些遗稿出版，它们可能是：1、在亲人手里保留，作为纪念。2、在少数友人手中传阅，也是纪念。3、被允许用于研究，作为手稿存放于某个可能对研究者开放的纪念室。 就第三种情况而言，首先，不是所有研究者都有条件获得这些资料，这样的话，研究可能变成一种孤证。而所谓存放手稿的纪念室，也还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不了解这些遗稿，对于深入研究和讨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免是种不利条件。 还有，就我个人对这些遗稿的看法而言，我还认为，这些未定稿，依然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们包括了王小波创作的足迹和探索的新思路，这些思路，无论成败，对于未来的文学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埋没了这些浸透了小波最后心血的文稿，又是不是一种浪费？我们有没有对小波所献身的文学事业尽到责任？ 我也预料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意见，如昆德拉所说的“翻垃圾”、“传记式的疯狂”。会有人认为，这部分文稿完全是不应该发表的，或者说我们这种作法是破坏性的。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反映，我不能不首先反思自己的立场，这是为了把这个集子的出版与小波本人的意愿完全区分开来，也是为了承担决不是属于他，而是属于遗稿编辑者的责任。 我还是引述昆德拉的意见，我看他对此做了我可以引以为理由的论述。他说到：“对于没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说遗稿，我很赞成说它们使任何一位遗嘱执行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我处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处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他提出了一条解释，出自现代小说的伟大先驱《堂吉珂德》，在这部小说第十三章，一位诗人的朋友主持诗人的葬礼，他将按照诗人的遗嘱烧掉他的手稿。一位旁观者说，你要这样处理遗稿，就比作者更残酷了。他说了不少理由，拿出了一部分诗稿。昆德拉评价了出于礼貌而允许旁观者这样作的那位朋友的态度—— “出于礼貌，我允许您”：这就是说，即使死去的朋友的愿望对于我具有法律的严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从。我遵守它们，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对于其它与法对立的理由视而不见，比如礼貌和对艺术的爱。所以，“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同时希望我的朋友原谅我。虽然如此，由于这一例外，我违反了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对于我是一个法律：我这样做，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承担风险，我作为一个违反法律的人这样做，而不是作为否认和取消这一法律的人：所以“以为我不会烧毁其它的，那是徒劳的。”（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我觉得也只有这一个理由，出于对艺术的爱，出于对小波文学生命的珍惜，我参予了整理他的小说遗稿的工作，并编出了这样一个面貌的集子。如果说，这些文稿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乐趣，对未来的文学也有意义，那应该归功于文稿的作者；如果说，它们与作者生前发表作品的原则不符，这个责任和风险请不要归于王小波，而应由编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