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二月 2009

招聘650人，共有6002人报名，录取比例10：1.据昨日南都报载，广州招聘交通协管员的报名结束，两天之内，全市5大报名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报名应征者甚至有中大的硕士研究生。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历年来最火爆的一次。 交通协管员招聘场面火爆的原因，不外乎两条。第一，目前适逢经济不景，失业、待业人员，与新增劳动力叠加在一起，造成就业压力。第二，此次招聘的交通协管员，月薪2100元，社保经费500元，为历年招工薪酬最高的一次。相对于目前大学生就业1000出头的底薪，这样的职位招聘，不火爆才奇怪。 对此，网上有不同的议论。比如有人质疑高薪聘交通协管员的必要性。这种意见认为，应杜绝“来了协管，走了交警” 的情况，否则，“做事的不拿钱，拿钱的不做事”，不利于交警形象。也有人呼吁以宽容眼光看待此次交通协管员招聘——大家都是为两餐，政府出高工资招协管员，是不想协管员流失率过高，为明年亚运做准备。 对于那些应征的本科生、硕士生，这份工作金钱上的回报还是不错的。只是，入选者即将面对的，是梦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心理落差。试想，挤过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怀揣家庭和父母的满心期望，又背负着象牙塔走出来的天之骄子身份，末了却要站上街头，挥舞小旗，忍受高温和废气，做个“街头高管”。要说服自己和父母家人，以平常心面对这一职业选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能有人会说，研究生还有卖猪肉的呢，大学生怎么就不能站街协助交通管理了？就业还是失业，这是一个问题。肚子都填不饱，何来尊严一说。这话没错。可是，国家和社会每年给高校投入大量资源，就交通管理员的职业要求来说，根本无须接受高等教育，就足以胜任这份工作。以社会整体而论，大学生做协管员，的确是很大的人才浪费。在个人选择与社会责任之间，在就业形势的客观压力与国家发展长远需要之间，我们能否通过比较聪明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 比如，此次协管员招聘无须工作经验，是应征者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而普遍缺乏见习经验，又确实是大学生找工面临的实际困难。那么，大学生能否以见习名义工作，而又享有与其他入选者同样的待遇呢？待时机转变，这些大学生能否以“街头工作”的“见习经验”，以所学专业知识投入新的工作，以便让国家的人才培养投资，物有所值？ 这种做法并不是说大学生就高人一等，也不是为了强化不平等的等级观念。道理是这样：作为个人，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工作；评判个人成就大小，不在工作的贵贱，而在努力与否。即便如此，知识的尊贵，大学教育和求知本身的尊严，必须时时刻刻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呵护。在这一点上，知识的尊严和生存的尊严同样重要。知识尊严受损给国家长远发展以及社会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必须得到充分估计。 把社会整体的大道理讲清楚，同时又尊重个人的小道理，那么，大学生、研究生做协管员这件事，才能“合情”又“合理”。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前中国首富涉足养猪业不奇怪，但高科技新贵变身猪倌听起来似乎有些自贬身价。省人大代表、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日前在广东两会上透露，将亲自操办生猪养殖场，只吃绿色饲料的生猪有望走向市场。不仅如此，他计划中的养猪场还带着“网络味”——有关生猪养殖的信息及养猪过程都将在网上全程公开。 丁磊二次创业的理由特简单，养猪的想法最初源于自己对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忧心，几位高管同事也都对养猪“情有独钟”，于是一拍即合。他们前期准备拿出几千万元来尝试这件“大家都喜欢做的事”。不仅如此，丁磊养猪还是一次释放想象力的举动——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CEO贝佐斯可以投资研发私人太空船移民太空，凭什么网易就不能办个让养猪过程透明运作的现代“养猪网”呢？说不定，足智多谋的网民们受此启发，开发出“人肉搜索”以外的又一拳头产品：猪肉搜索，实现猪肉美味与安全品鉴的完美结合。 这年头，免检产品也不检点了，电视上的广告大户也不能信了，咱老百姓要吃个舒心放心的食品，难。当送奶送补品跟炒股一样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民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了。可是，城里人喝个牛奶得进自家后院找奶牛商量，煮个糖水得往自家鸡窝里捣鼓几下，这是多么劳民伤财的行为，恐怕首先卫生防疫部门就不答应。 网络强人引领猪务公开，值得一赞。人大会议上的丁磊，不是凌空高蹈提出议题，而是从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关乎肉蛋奶制品等行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我搞网络的都可以养出个有肉味的猪来，你们专业户咋就不行呢？他养猪看起来不像一个商业计划，更像是一项社会行动，也是个人的一次自我完成。从政务公开，警务、校务公开，到今日猪务公开的宏伟蓝图，我们看到阳光照进垄断行业带来的诸多可能。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些重金养出来的猪成本太高，不具推广价值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有人会觉得这是富人的小圈子游戏，不必拿来炒作。我看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商业巨头可以把个人爱好、商业投资和公益事业结合起来，把阳光事业全面铺开，凭良心做事。推而广之，我们就是要用各种非功利的艺术或商业行动，各种大农或小农的行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术策略，向无良厂商表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鸡蛋，不是这样下出来嘀 ”、“酒，不是这样兑出来嘀”、“牛奶，也不是这样配出来嘀”…… 丁磊以高科技新贵身份亲自示范如何养猪喂猪，总让我想起那篇寄喻了安全食品纯真年代之无限乡愁的小学课文——《饲养员赵大叔》。稍微改改，可以充作未来 “养猪网”首页上的广告视频：天明的时候，我睡得正甜，忽然听见有人推开门闯进来，“呼”一下揭开了我的被子。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丁大叔。他大声嚷着说：“快起来，快起来，生下来了！”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The Kiss of Death between Brezhnev and Honecker (Dimitrij Vrubel, Soviet Union) 本次网络整风据说源于某次偶然浏览后的勃然大怒。 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作为谎言已然崩溃，因此会出现话语紊乱（“不折腾”），会拿党性标准中与“低俗”相对的所谓“正派”原则，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对整个社会加以道德整肃，从而保持党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性，维持意识形态管制的合法性。 而他，温文尔雅，忍辱负重。他说，“请相信我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作为一个老人，他人品无瑕，几近完美。这个老人身份，叠加在统治集团成员的身份之上，其调用腾挪，常能起到软化催泪的作用。面对年轻人的投掷，他其实也可以这样回答：“这不是对待老人的应有态度”，或以老人的历练和隐忍加以应对。可是他没有。他感到自己在代表所有国人受辱，也须代表所有国人加以反击。 可是，这个身份调用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大国领袖；什么时候，他是一个老人？我们，在评价一位政治家的工作时，评价他在这个操蛋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时，可以跟那个令人敬佩的老人形象，分开来说吗？反低俗运动、扔鞋事件，可以窥见个人因素在整个极权文化中发挥的管制效应。作为大众偶像，他们有着这样的特点：自我克制、儒雅、勤奋工作，保持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他们像中国家庭中最常见的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而那种一厢情愿的“这是为你好”，与家长制的威权相结合，其结果就是道德单一化和普遍的无趣。 极权国家中，此一领袖人格特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即便在民德失败后，也从未有人对昂纳克的人品有过丝毫怀疑。而他在生活上那种坚硬的自我克制，作为一种极权统治的个人风格，窒息了社会有机体中对道德原则的正常辩论，也窒息了多元文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