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十二月 2008

时间的颜色

伊利·曼佐:《失翼灵雀》(捷克,1969) 仿佛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就像今天,这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枕着手臂,看天花板上光线的变化。窗外树影婆娑,走廊地板像是甜极了的芝士蛋糕,光随手在上面撒了一层可可粉。 夜穿着阔大的睡袍拢过来,你坐在电脑前,如驱魔的巫师,收割纷纷坠落的词语。键盘如琴槌,若能感知它的节奏,定能敲出朵朵绽放的白玉兰。 有时思绪在一张张小影碟之间跳跃。那是陌生的国度,大漠或者峡谷,全是我们这座城市不曾有的风景。然而在光消隐前,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旧梦,有时是荒野中的旧家具,有时是垃圾堆里布娃娃。 之后,在又一个壮丽的黎明到来前,三十年前电影里的挂钟,它们跟我桌上那只小小的台钟一定有过某个约定,它们相约同时在我耳边叮叮作响。 一位丰腴的寡妇,她死去的丈夫是小镇上的钟表匠。全部的遗产,是满屋子摇摆的挂钟。这个女人,她好像点石成金的精灵,若不是她每日为这些钟表校时、上链,光阴一定会停顿下来。而她,却成了时间的河里,一条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她取出一块怀表,交给眼前这个男人。她对他说,跟我做爱,你就可以得到它。这个男人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他是军队里的绘图员。战斗打响时,他独自一人坐在高高的山岗上,看远处的士兵一个一个地死去。他打开墨水瓶,用舌含化笔尖,在地图上划拉密密匝匝的等高线。 男人开始用细毛笔在女人身上缠绕。于是,以乳晕为圆心,蚊香一样的圆圈一点点蔓延开来。乳房看上去就像两朵燃烧的黑玫瑰,又好像两座美丽的囚室。笔尖游走,绕过肚脐,那是致命的漩涡,直到与另一簇温软的绒毛相遇…… 我已经忘了,男人后来有没有得到这只珍贵的怀表,或者,故事并不像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寡妇,还有不好看的绘图员。很可能,这个故事从未发生,有的只是欲望。欲望像吃剩的鱼骨头一样残留下来。 欲望是什么呢?是爱恋、肉欲,还是讲故事的渴求? 还有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劳改营。女囚们在飘下雪花的日子里唱歌,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唱歌的女囚,她因偷越国境入狱。男主人公也是一位年轻的犯人,负责给狱官和其他犯人煮饭。他用生产任务单把刀叉整齐地包好,仿佛服侍的客人不是犯人而是尊贵的王公,工作的场所不是劳改营的废料堆,而是有水晶灯饰的宫殿。 两个犯人相爱了。结婚那天,男女囚室的狱官,分别为这对新人传递戒指。其他犯人为新人准备了一间干净的小木屋作为洞房,洞房四周墙壁上钉了画有爱弥儿的铁皮画。可是新郎没有来,他被一辆黑色“吉斯”接走了。 再后来,新娘出狱了,她的丈夫还在劳改营里。可是他们依然幸福。妻子每天在监狱操场边上的楼房里洗盘子。放工时,她会摘下头巾,走到阳台上,取出一面小小的圆镜,用镜子反光,把自己帅气的丈夫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也不知是笑,还是眼睛睁不开。 电影最后一幕让人久久难忘。下矿井的犯人,天空离他们远去,那是无比壮美的穹宇。这让我想起电影里另一位犯人的话。这位诗人,他说,我抬头仰望星空,却一脚踩在屎上。 我在这样的台词中惊醒,影碟早已放完,电视屏幕上的商标走着不规则的曲线。我多么渴望故事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故事里某些深蓝或绛紫的句子一闪而过,在时间的面庞上划出流血不止的伤口。血柱细如涓流,我看见你心脏跳动的节奏。 而欲望已沉入酣眠,夜色如诉。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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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山寨都是一个梦想

“山寨春晚”人气日益见旺,其官方网站www.ccstv.net,题头是“人民春晚人民办,办好春晚为人民”几个字。最早的广告语“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前一句已被悄然撤下。作为身居学院的草根,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明年1月25日除夕夜,我那山寨版的组装PC,土音箱里传来报幕员嘹亮的声音(可能根本没有报幕员,而是网络词典的电子语音):“观众、听众朋友,全国网民,海外网胞,这里是首都北京,山寨人民电视台,山寨人民广播电台,山寨春晚现在开始啦!” 在我看来,山寨春晚不再叫板央视,此乃明智之举。甚至,“山寨”这个冠名是否得当,也值得商榷。文艺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除夕晚大大小小的群众联欢何以千万计,凭什么央视春晚才是“最正宗”的“原版”?再者说了,民间何须叫板官方,先进生产力何必叫板……好吧,我们姑且把央视叫做传统生产力。 挟网络等新媒体的威力,山寨版春晚组委会通过网上互动,收集创意、征集演员,组织工作更为灵活。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与传统媒体合作,凝聚人气,扩大晚会覆盖面和受众群。然而在我看来,最为宝贵的,或许是晚会导演老孟为了保证晚会“草根性”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为此他先是杜绝了商业操作的可能,后来为了让“山寨春晚更山寨”,把电视转播也拒绝了。 网民对山寨春晚的关注,与其说是对多年来央视春晚缺乏创意,“假唱”、“潜规则”风波不断的反感,不如说,在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走乡串户的文艺打工者,他们适时发现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媒介。无论其目的是为了成名还是自娱,重要的是,曾几何时,央视春晚就是全中国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心中的天安门,随着山寨城头竖起草民文艺的大王旗,唯我独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出炉的山寨春晚节目单中,歌曲《老公,回家过年》背后,是一个在异地打工受伤的农民工的感人经历,舞蹈“千手罗汉”是对《千手观音》的戏仿。有人可能会问,央视春晚何尝没有农民工的故事,今天一个“千手”明天一个“游击队”,这样的演出新意何在。我甚至可以打赌,山寨晚会上的穿帮雷人镜头一定不少,机位灯光必定不专业,场面必定不宏伟。 是的,这涉及到你如何观看现实——我们如何能用一年一度电视上完美无缺的画面来感知我们周围尚显粗砺的生活。可是,在这样粗糙的现实中,你可曾发现寻常人身上爱美的痕迹,可曾想过电视媒体无法抵达之地,那里长年累月文化生活的匮乏?你可曾留意过立交桥下挥舞折扇起舞的老太,城市有没有为她们提供空气清新的舞台?你可曾想过开往家乡的长途大巴上,那磨损走调的卡拉OK磁带,就是打工者们屈指可数的消遣娱乐?更不要说“模仿”了,这本是一个“模仿”的年代。我们几时在电视新闻里发现过有新意的“会议新闻”呢?连最偏远村镇开发区的剪彩仪式上,礼仪小姐的穿着打扮都一模一样! 如果山寨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那么,就让我们屏气凝神,等待山寨春晚的帷幕徐徐拉开。现实尚粗砺,未来仍可期。感谢老孟辛劳操持,为我们拉扯起首个平民春晚。梦想成真的一刻,属于我们每个人,属于一个充满希望的2009。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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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江老师

78级甲班合影,如果没猜错的话,第二排左边第一位女生就是江老师 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南方周末了,但我对这份报纸依然怀有难舍的感情。 本科毕业那一年,南周在我们学校古香古色的小礼堂举办校园宣讲会,全校学生蜂拥而至。开场白是姚锡娟朗诵的一段录音,就是那篇著名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朗诵配有软软的管弦乐,气氛相当煽情。 那时我身上已有了文学系学生特有的玩世不恭,仇视任何煽情文字。大三暑假我在广州另一家大报实习三个月。实习完拿到offer,我却执意考研。有出于对离开校园的恐惧,更因为对记者这一行缺乏信心。耳闻目睹新闻报道遭遇的诸多限制,我对自己说,你何必去当记者,闹一人格分裂。 我后来才知道,南周主编是我们的大师姐江艺平。江老师和她先生,我们系一位教授,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全国第一位长江学者,一直是我们这些后辈小喽罗眼中神话般的人物。大约2000年,她家从南方报业的宿舍搬回珠江南岸的校园。有时在晚自习路上看见她和先生在校园里散步。两人也不并排走,而是一前一后。江老师似乎走在后面的时候居多,戴着一付大大的眼镜,微微颔首。我胡乱寻思,若是这个角度,恐怕阳光是打不到脸上的。恍惚间下意识地加紧脚步一阵快走,省却见到师长打招呼的尴尬和不安。 那个低头行走的表情就这样一直留在我心里。不久传来南周遭整肃的消息,听说江老师去了分管南都。现在他们连南都也不让她管了。我心里一直晃动着这样一个蒙太奇镜头:一条指令,从北京城、一间几个中年男人挤在一起开会的办公室,通过纤细的电波,带着所有罪恶和蛮横,传到我们温暖而忧郁的南方,传到广州大道中289号某间并不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接到指令的一刻,想必有年轻人,正从她家楼下,那条开满紫荆花的校道上,骑车绝尘而过。很好的阳光,此刻正打在他们脸上。 这个冬天,晴朗的日子史无前例地长时间降临我们这座城市,整整一个多月,广州的天空有如宝石之蓝。 以我浅薄的人生阅历,自然无法揣测江老师那一刻的心情;我更不会自我抒情到,去买几份南方周末来纾解心中的积郁。但是,此刻我对多年前姚锡娟朗诵的那段文字有了不同的体悟:我们今天称为“煽情”的东西,在江艺平那一代、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人那里,她们管这个叫“真诚”。 我依然生活在江老师生活的这座城市。作为普通人,我跟她,我们跟她,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任何关联。但我们依然感谢她,希望她快乐。因为她在阳光无法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以高贵的品格和出色的工作,把阳光和温暖送到了别人那里。是她让我意识到,在一个玩世不恭的年代,依然有人真诚,而这样的真诚是格外宝贵的。 图片来源:豆瓣 * * * * *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致辞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头,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紧握自己的心事。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 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 ,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小,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而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在你的指尖悄悄流动,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里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在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言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精神抖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 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泪水,因为我们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的深沉; 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的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祝愿阳光打在所有人的脸上。 * * * * *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1998) 《南方周末》主编 江艺平 迎着新年初升的太阳,让我们轻轻地作个道别,说一声:“再见,一九九八。” 回望逝去的365个日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记者”。 透过记者的眼睛,我们现场目击了朔州假酒荼毒生灵的惨祸; 透过记者的眼睛,我们奋力传递了昆明“铲除恶霸”的呼喊; 透过记者的眼睛,我们仔细观察了中国电信反垄断的艰难进程; 透过记者的眼睛,我们忠实记录了亿万军民战胜世纪洪水的巨大勇气和抗争精神…… 有人说,人在履行职责中得到幸福; 也有人说,履行一项职责时总会感到是在还债,因为它决不会令我们自己非常满意。 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 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 他还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 对于这样一项职责,我们当然时时力有不逮,但我们愿意为此而竭尽全力。 植物的生命要靠它的绿叶显示,新闻的生命要用它的真实担保。 面对世俗的力量,尽管生命有时也会显得脆弱,尽管我们也不都总是那么坚强,但是,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尊严是人类灵魂中不可糟踏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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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权”框架下开展防艾工作

南都昨日社论《防艾全民动员,成败系于民间》,强调民间力量在防艾工作中有着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社论认为,以恰当的方式与民间艾防人士和团体合作,越来越成为政府要注重的课题;寄望于民间,就是寄望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 应该说,在大的方向上,政府与民间相结合,共同投入抗击艾滋病的斗争,这一社会共识正在形成,或者社会分歧正在缩小。关键是,政府与民间如何结合?在怎样的原则和框架下开展防艾工作?在民间内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个人价值观之间,对于艾滋病议题,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共识? 艾滋病之所以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因其传播广泛、跨越国界;与性和生殖等人类基本需求相联;治疗过程耗费巨大的社会和医疗成本。在防治和教育上,艾滋病与病人歧视有关——根据日常经验,社会大众不会去歧视癌症或糖尿病人,这说明,艾滋病歧视源于文化恐惧,它总是跟吸毒者、特定性身份人群、 不安全性行为等“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管理层面上,个体歧视被扩大为团体歧视,文化歧视演变为制度性歧视,具体表现为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倾向)教育被高度敏感化,民间组织开展防艾工作时常受到骚扰,比如南都报道的防艾团体“岭南伙伴”,曾被居委会以敏感为由几次下达逐客令,难以以合法身份长期、高效、有尊严地开展工作。 艾滋病防治看似专业的医学问题,实际上是公共卫生领域重大课题,它与法律、教育、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紧密联系,企图把艾滋病歼灭于真空状态,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收效甚微。但由于艾滋病牵扯诸多社会神经,我认为,以“健康权”概念凝聚社会共识,这极为重要,也是为各种话题脱敏的重要指针。 “健康权”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一,见之于我国政府1997年签署,2001年批准实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健康权”指“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人人能够尽可能健康。这些条件包括确保获得卫生服务,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适足的住房和有营养的食物。健康权不是指身体健康的权利”。健康权不仅包括及时和适当的卫生保健,也包括决定健康的基本因素,如获得卫生方面的教育和信息,包括性和生殖卫生的教育和信息。 开展艾滋病防治和相关教育,不仅基于人道理由,更基于基本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讨论的焦点就不应是性工作者道德不道德问题,而是说,无论个人身份为何,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受到医疗机构的平等对待、平等地享有国家提供的各项卫生福利;不是大学校园和社会上的同性恋团体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说,无论性取向为何,每个社会成员和团体都有权获取健康信息,开展艾滋病教育。因为,作为“健康权”的核心内容,国家“必须要解决整个人口的卫生关注……并应特别注意各种脆弱或边缘群体”。 可见,落实“健康权”必须为艾滋病教育松绑,为“岭南伙伴”这样的团体创造宽松条件。反过来说,民间组织也只有获得合法身份,才能在阳光下接受政府和民众的监督,避免民间组织自身的利益之争和腐败可能。这对公民社会正常发展有益无害。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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