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妈的什么十年”——对王小波的一点个人纪念

1997年的某一天，我走进中大西区某个小小的院落，跟指导我写作的导师见面。她给我的见面礼，确切地说，刚开始并不是这本书，而是她给她儿子准备的《唐诗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指着《春江花月夜》，问我“滟滟随波千万里”的“滟”字，还有“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霰”该怎么读。我似乎只答对了一半，因为我按小学时学的形音字规则念成了“艳”和“散”，没想到“霰”应该读成丢人现眼的“现”。

初次见面，我的新导师似乎对这个学生的考试结果不甚满意。于是她转身从书桌上抄起两本书，一本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布宁一本很薄的散文集《最后一次幽会》。她说，你应该从王小波散文里学习什么是好的表达，简单的说就是用最简单的字词，避免堆砌形容词，尽量用短句，这是汉语的特点，也是优点；然后，从布宁的译文里感觉句子的音韵和节奏。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导师是王小波的好朋友。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这篇文章里，她谈到从王小波那里得来的一条所谓“不传之秘”。她的意思是，在创造力和思想遭扼杀的年代，好的作家转而从事翻译，用他/她们苦心孤诣锤炼的汉语译文，引来了源自西方文学伟大传统的“活水”。而这条文学暗流，使得王小波的创作，与那些受不同文学资源滋养的当代作家形成差异。在最近关于当代文学的论争中，“作家是否懂外语”成了论战双方互掷的一块板砖。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这一讨论，不该忽略影响目前这批中国作家成长的汉语译文文学——实际上，囿于语言环境和研究者能力，我们今天大多数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确切地说只是“外国译文文学研究”；一般读者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其实是外国译文文学作品。在此“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原著所根植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异，其中复杂幽微的情形，非一句“作家能否阅读外语原文”就可以囊括。

语言如此重要，我觉得王小波所有的创造力，都附着于对汉语小说的语言、文体、音韵，以及语言使用精确性的不断求索上，也体现在对字词、句子、段落的不同组合所产生的叙事美感的实验上。十年之后，我所看到对王小波的评价文章，大多仍侧重于思想维度，然而，所有的“自由思考”、“童心”、“无视性禁忌”的“飞扬跋扈的想象”，最后都要落实于语言的取舍和创造。在语言一极上，王小波作品仍然像十年前一样，承受着某种“美学的孤独”。

即便是思想评论，目前的讨论仍然缺乏一种激进的阐释框架，这限制了对王小波作品的批评。比如对王小波作品中性议题的关注，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广州美院学生的王小波裸体雕塑。一个作家写到了性，难道他就必须以一种与性有关的形象和符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吗？我私下以为，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在于，性被简单理解为“sex”，我们的文化还不习惯谈论“sexuality”。由于sexuality这个词在汉语里的不可译性，（准确的翻译应该译为“性性”，由于汉语的特点，这个词不太可能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导致了目前的文化批评缺乏sexuality（性的性质/话语）这个具有更大指涉范围的向度。如果，关于性的讨论只围绕“sex”而不是围绕“sexuality”展开，那么，一种激进美学的锋芒就不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王小波的《似水柔情》有某种“homophobia”的倾向，却从未见过什么文章对此有过讨论。这个“裸体雕塑”事件，也许可作为目前王小波作品所处时代文化现状的一个注脚。

因而，王小波去世十年以后，如果仍然用一种“重走小波路”、“读王小波的书，做王小波的好战士”（你看这些句式多么让人熟悉）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我感到失望透顶。如果这种纪念让所有人感到舒适，那么只能说明，我们并不是以一种王小波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十年”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数字，为什么“九年”或者“十一年”时的王小波就比“十年”的王小波来得不那么重要？

也许，我们需要以一种让所有人——包括王小波自己、他的家人和崇拜者坐立不安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最好像王二那样跳出来叉腰大骂：“去他妈的什么十年……”如果硬要说有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时间周期来划分的纪念，也只能以非常个人的方式进行。在我，十年这个周期之所以有意义，那也就是我在十年前遇到了王小波的作品，我阅读了它们，它们曾是某个时间段内，我生命经验——更确切的说法，阅读、语言和想象经验中有限的一部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