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四月 2007

纪录片《中原纪事》简介： “中原”旧指中州平原，即河南。本片力图呈现今日中原弱势群体因贫困，因血液安全管理失控而经历的痛史。无边坟茔的沃土之上，有多少好男好女舍生忘死，揭露真相，抵御这一旷世灾难。 感谢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河南成员，感谢高耀洁教授和感染者社群。在他/她们的协助下，作者得以进入中原若干艾滋病高发村采访，倾听农民诉说当年“血浆经济”兴起的历史背景，呈现因献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尤其是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并记录民间组织在基层的形成和努力。 The Epic of Central Plains Central Plains, the ancient Zhongzhou, refers to Henan province. The Epic of Central Plains documents the stories of rural people and other marginalized groups living with HIV/AIDS caused by critical poverty and the loss of control of blood safety. On the land of epidemic, despite various confrontations, [...]

我要在今天写到王小波，不仅因为今天是他去世十周年的忌日。十年前，我上大学的第一本读物就是他的《沉默的大多数》。 1997年的某一天，我走进中大西区某个小小的院落，跟指导我写作的导师见面。她给我的见面礼，确切地说，刚开始并不是这本书，而是她给她儿子准备的《唐诗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指着《春江花月夜》，问我“滟滟随波千万里”的“滟”字，还有“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霰”该怎么读。我似乎只答对了一半，因为我按小学时学的形音字规则念成了“艳”和“散”，没想到“霰”应该读成丢人现眼的“现”。 初次见面，我的新导师似乎对这个学生的考试结果不甚满意。于是她转身从书桌上抄起两本书，一本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布宁一本很薄的散文集《最后一次幽会》。她说，你应该从王小波散文里学习什么是好的表达，简单的说就是用最简单的字词，避免堆砌形容词，尽量用短句，这是汉语的特点，也是优点；然后，从布宁的译文里感觉句子的音韵和节奏。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导师是王小波的好朋友。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这篇文章里，她谈到从王小波那里得来的一条所谓“不传之秘”。她的意思是，在创造力和思想遭扼杀的年代，好的作家转而从事翻译，用他/她们苦心孤诣锤炼的汉语译文，引来了源自西方文学伟大传统的“活水”。而这条文学暗流，使得王小波的创作，与那些受不同文学资源滋养的当代作家形成差异。在最近关于当代文学的论争中，“作家是否懂外语”成了论战双方互掷的一块板砖。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这一讨论，不该忽略影响目前这批中国作家成长的汉语译文文学——实际上，囿于语言环境和研究者能力，我们今天大多数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确切地说只是“外国译文文学研究”；一般读者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其实是外国译文文学作品。在此“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原著所根植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异，其中复杂幽微的情形，非一句“作家能否阅读外语原文”就可以囊括。 语言如此重要，我觉得王小波所有的创造力，都附着于对汉语小说的语言、文体、音韵，以及语言使用精确性的不断求索上，也体现在对字词、句子、段落的不同组合所产生的叙事美感的实验上。十年之后，我所看到对王小波的评价文章，大多仍侧重于思想维度，然而，所有的“自由思考”、“童心”、“无视性禁忌”的“飞扬跋扈的想象”，最后都要落实于语言的取舍和创造。在语言一极上，王小波作品仍然像十年前一样，承受着某种“美学的孤独”。 即便是思想评论，目前的讨论仍然缺乏一种激进的阐释框架，这限制了对王小波作品的批评。比如对王小波作品中性议题的关注，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广州美院学生的王小波裸体雕塑。一个作家写到了性，难道他就必须以一种与性有关的形象和符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吗？我私下以为，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在于，性被简单理解为“sex”，我们的文化还不习惯谈论“sexuality”。由于sexuality这个词在汉语里的不可译性，（准确的翻译应该译为“性性”，由于汉语的特点，这个词不太可能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导致了目前的文化批评缺乏sexuality（性的性质/话语）这个具有更大指涉范围的向度。如果，关于性的讨论只围绕“sex”而不是围绕“sexuality”展开，那么，一种激进美学的锋芒就不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王小波的《似水柔情》有某种“homophobia”的倾向，却从未见过什么文章对此有过讨论。这个“裸体雕塑”事件，也许可作为目前王小波作品所处时代文化现状的一个注脚。 因而，王小波去世十年以后，如果仍然用一种“重走小波路”、“读王小波的书，做王小波的好战士”（你看这些句式多么让人熟悉）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我感到失望透顶。如果这种纪念让所有人感到舒适，那么只能说明，我们并不是以一种王小波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十年”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数字，为什么“九年”或者“十一年”时的王小波就比“十年”的王小波来得不那么重要？ 也许，我们需要以一种让所有人——包括王小波自己、他的家人和崇拜者坐立不安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最好像王二那样跳出来叉腰大骂：“去他妈的什么十年……”如果硬要说有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时间周期来划分的纪念，也只能以非常个人的方式进行。在我，十年这个周期之所以有意义，那也就是我在十年前遇到了王小波的作品，我阅读了它们，它们曾是某个时间段内，我生命经验——更确切的说法，阅读、语言和想象经验中有限的一部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