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相簿

In Memory of My Grandfather Huang Hanjie （1917－1984）

我的祖父若活到今年，应该有九十岁了。

他去世时我还小，现在几乎已想不起他的音容。只记得小时候趴在床边，看他摆弄那些绘图工具和图纸，图纸上有铅笔修改的各种直线和曲线。还有一个能够回忆起来的场景是，他带我上街买生日礼物，我手里攒着的一颗水果糖掉地上了，我头也不回就往前走，爷爷弯下他魁梧的身子，拣起地上沾满泥水的糖，剥了糖纸扔到自己嘴里。

爷爷去世时，有两位戴五角星军帽的战士来到我家，据说是从千里之外坐火车赶到的。他们代表部队交给我奶奶一张革命军烈属的奖状。从那时起，我家逢年过节都会收到军属慰问品，有时是一张上了相框的宣传画，有时是一床毛毯，或是一个铝锅。

直到爷爷过世，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妈妈说，爷爷晚年的退休金由部队定时寄到家里，她到邮局代领，每月是人民币两百二十多元。在1970年代，这是巨款，连邮局工作人员都觉得惊奇，这老头子工资怎么这么高。那个年代，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人民币二十到三十块。

近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会抽出爷爷奶奶留下的相簿，细细翻检。相簿有五六本之多，保存得相当好。我惊异于那个年代的面貌，完全不是想象中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爷爷1939年毕业于国内当时最好的土木工程系。相册里有那个年代他的大学同学送的毕业留念照，俊男靓女，在照片右下角斜斜地写下你的Emma或你的Johnny，蓝黑墨水，回旋缠绕的花体英文，起笔和落笔处由于墨水流动而凝结的墨渍清晰可见。当年签下这些字迹的遒劲有力的手，想必今已苍老，绝大多数恐已化为灰烬。他们曾经的青春、爱恋和求索，因着化学液体和光的作用，定影于大大小小的纸片上，成为今天的我——他们和她们的孙辈——可以凝视抚触的视觉性记忆，并且得以透过照相机的眼睛，“看见”他们曾近观或远眺过的角度和景致。

这些照片其中的一些相当珍贵，包括落成不久的广州海珠桥，桥头悬有胡汉民手书“海珠桥”牌匾。还有三十年代中山大学在五山石牌（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校址）建成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建筑群，那些簇新的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照片，比我在中大80周年校庆展览或者校史纪念册里看到的图片都要清晰。那些抗战时期被轰炸的桥梁和民居照片，爷爷在边缝上用红墨水写下“血债”二字。爷爷随部队参加了援助朝鲜的战争，相册里有他跟当地普通百姓的合影，朝鲜民居大多为茅草搭建的平房，妇女们穿着齐胸的宽大裙子，脸上黑一块白一块；而我家现在还在使用作为战利品的美制军用水果刀。其他照片还包括，爷爷从朝鲜归国后投入成昆、成渝铁路建设时拍摄的工作照片，照片上有桥梁、隧道和涵洞，有些在照片旁标记了详细的工程数据，可惜由于字迹太小，年久褪色，多已不可辨认。

爷爷在铁道兵某部总工任上退休，选择了桂林作为休养地，并在那里去世。我看到家里保存下来的爷爷五十年代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填写的表格，上面有一栏填改造之后对党的认识，无非一些报纸上的空话套话，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用“共党”来指代组织，言语间仍见民国遗风。2000年，奶奶去世前患脑萎缩，曾经有一段胡言乱语。有一次在病床上，她突然问我，“你爷爷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还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当时一怔，想不到奶奶在生命烛光微弱之际，记起的竟然是这事，而她过去从未对我们提起或说起过。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部队里知识分子受冲击的情形我并不了解，有关文革的回忆录，我也从未见对此有记录。而我的爷爷奶奶，作为这些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再也无法述说和作证了。

好在这些照片留传了下来，成为追忆的线索和证据。看完有关文革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教师卞仲耘的纪录片《我虽死去》，我曾与作者胡杰有一次长谈。卞仲耘的丈夫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始将妻子遇难时拍下的一大落照片拿去外面放大。在最极端的情境下，照相机成为对抗遗忘和谎言的武器。我告诉胡杰，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有关文革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有关影像与个人记忆的纪录片。作者同意这个看法。然后我谈到自己家里保存下来的这些老照片，说起我的姑婆，我爷爷八个兄弟姊妹里最漂亮、也是他最喜爱的一个妹妹，丈夫被打死在广州街头，当时尸体都没能找到。后来也许是找到了，姑婆随女儿远渡美国，回国探亲，旅行箱里揣一小袋骨灰……胡杰听完说，“你说的这些，完全可以成为一本书，或者另一部纪录片”。

能不能成书，或者成为纪录片，对于逝者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被认为早已湮没了的历史，有待重新发现，而那些刻意遮盖历史的意图，看来全然徒劳。历史并非就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文字，它还存留于田间地头、街谈巷议之中，留存于无数个家庭从癫狂岁月里抢救下来、藏匿于墙缝或书柜里的照片、像章和笔记这些物件中。翻检祖辈留下的旧相簿，我学会重新记忆和发现，不仅由于我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脉，更为了那些他们想要诉说却已无法诉说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