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月得知高耀洁医生到达美国的消息。此前她兜兜转转，以八十高龄，在国内好些地方躲藏。夏天见到她，还是老样子，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眼圈发黑，随身带着小馒头，有时无法把眼前的人跟名字对上。然而好多事情，她却记得一清二楚，比如病友的名字，什么时候得病；又比如《诗经》里的句子，张口即来。我给她做志愿者，做PPT，好多图片解说，用的都是诗经。
这一走，真不知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她老人家。正如她所说：“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高耀洁医生一直坚持，输血感染是主要传播途径。对此，当局并不认同，即便是民间的艾滋病工作者，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到底情况如何，大家是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不能用打压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何况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对艾滋病工作者的打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去年奥运前后，高医生家大门竟然装了四个摄像头。除了逃走，别无他法。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 离开故土，老人怀里有没有揣一本带着体温的《诗经》？我宁愿你不要有乡愁。对于这个国家，你给尽了它无法偿还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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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 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 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 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 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 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 物质诱惑，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 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 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 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
2009年12月1日
（题头图片来源：网络）
早晨起床打开电脑，谷歌首页Logo变成了一只分明长着苦瓜脸的南瓜，心里想，啊，“鬼节”到了。这“鬼”包含两层意思：一来，万圣节在西方是一个与鬼有关的节日；二来，当然了，它是“鬼佬”的玩意，舶来品。
美军“不问不说”政策何以走向终结
（本文系为南都写的一篇述评，发表时因字数限制自删了一半篇幅，抓狂…）
Susan Walsh / AP
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废除1994年至今实施16年之久的 “不问不说”政策及相关法律接受议员质询。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涉及同性恋军人权利的问题上，朝着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的目标迈开了决定性一步。
“不问不说”（英文：Don’t Ask, Don’t Tell）的说法基于美国国会1993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法律。简单地说，只要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不在军营里公开身份，就允许他（她）们服役。当年克林顿总统上任后最初的动作之一，就是倡议让男女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但由于国会和军方高层强烈反对，这项提议几乎断送了他的总统生涯。于是，“不问不说”成为总统与国会妥协后的一项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法律，禁止军方主动询问军人的性倾向（若军人明显表现出同性恋特征或行为，还是会受到调查），在征募士兵的表格上，性倾向一栏被撤除，同时，禁止同性恋军人公开身份或对外宣布自己处于同性婚姻关系中。
“不问不说”政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与历史脉络。克林顿执政以前，美军完全禁止非异性恋人士服役。1916年制定的《战争法案》含有禁止军队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直到二战，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战争动员，这一条款才得以强制执行。到二战结束，有4000名男子因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军队拒绝征募。越战期间美军深陷战争泥潭，曾有人利用同性恋的身份或故意表现同性恋举止来逃脱兵役，（这也成为后来许多人反对“不问不说”的理由之一）。因此，克林顿政府制定“不问不说”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结束同性恋者无法为国效力的不平等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是持自由派观点的民主党人与反同性恋保守人士妥协的结果，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异常复杂。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服役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诸多争论，可以说，“不问不说”政策是针对这些争议做出的一种阶段性安排。过往围绕同性恋者参军的争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同性恋者是否适合打仗；第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同性恋者的加入是否有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第三，异性恋军人与同性恋军人相处会不会有问题。
历史上，西方精英的军队文化并非从来就排斥同性恋者。古希腊军队里同性恋者比比皆是，柏拉图《会饮篇》称颂军中男性之爱，认为男性间的亲密关系能让胆小鬼变成大英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三百斯巴达克斯壮士全是同性恋者，他们笃信“人绝不愿在爱人面前丢脸，他会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性命”。这种情况直到十字军东征才结束，此后军队严厉禁止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者遭驱逐、鞭打甚至火刑。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于1778年开除过一位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士兵。
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以降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各种针对性、性别和性倾向的社会辩论和学术研究日益蓬勃，在此情况下，战争与性别气质、同性恋身份的关系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9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格利高里•赫里克（Gregory Herek）代表美国心理学会等五家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从科学实证角度回应公众对于同性恋者参军的顾虑，并得出结论：无任何证据证明男女同性恋者无法胜任军事行动、削弱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异性恋者无法在封闭环境中与同性恋者共事和生活。赫里克博士还认为，应该改变的反而是异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问不说”背后的假设不仅无法为科学研究支持，更日益显露出各种弊端。在“不问不说”政策下，至今约有1.4万名男女同性恋军人因为公开身份而被开除。据统计，1994-2003年，为填补同性恋军人除名后留下的空缺，美军支出的各项征募和培训费用接近2亿美元，财政负担巨大。911事件后，美国投入反恐战争，征兵吃紧，2006年甚至降低标准才能招募到足够兵源；相应地，被开除的同性恋军人数量骤减，从2001年的每年1200人左右下降到近年的每年不到600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五年，美军有接近800位处于关键岗位的军人（飞行员、军医、战地翻译等）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而遭开除，其中包括至少59位阿拉伯语和9位波斯语专家，这些人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急需的人才，人力资源浪费明显。
“不问不说”政策给军人个体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巨大的。有同性恋军人甚至表示，“不问不说”法案颁布后，军中对于同性恋的关注与日俱增，反而给同性恋军人更大压力。另一方面，隐瞒身份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要说谎和欺骗”。正如麦克•穆伦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所指出的，这种状况有悖美军强调的“正直”的价值取向。
出于对权利的珍视，也出于对正直和诚实的坚持，许多男女同性恋军人为废除“不问不说”展开了长期的抗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丹尼尔•崔（Daniel Choi），他是伊拉克战争老兵，2009年3月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身份，旋即收到退役信。从此崔成为一位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致信总统和国会质疑“不问不说”政策，还发起“勇气运动”（Courage Campaign），征集到超过16万份支持者的签名。
奥巴马政府上台为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性恋社群历来是民主党稳固的票源，奥巴马竞选时就承诺上任后将推动同性恋平权立法。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意天平逐渐倾向于同性恋军人一方，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08年的联合调查，7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者公开服役，这个数字在“不问不说”政策推出的1993年只有44%。另一项调查显示，宗教和保守人士中也有近六成的人支持废除“不问不说”。此外，73%的军人认为自己与男女同性恋在一起没有问题。大部分年轻军人不在乎自己的同事是不是同性恋者，也不认为工作表现与个人性倾向有直接关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服役的军人中，每4人就有1人知道自己所在单位有同性恋者。
在美国以外，全世界已有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加拿大等24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目前北约盟国中只有美国和土耳其禁止公开的同性恋者服役。内外环境的变化都让“不问不说”不合时宜。奥巴马1月27日首度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呼吁国会废除禁止同性恋者公开服役的“不问不说”法律，2月2日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是政府、国会与军方合作，落实奥巴马政见的重要一步。
目前剩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废除，而是怎样过渡才是最佳方案。实际上，废除“不问不说”只是奥巴马政府推动性倾向平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下一步将支持包含禁止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雇佣反歧视法”通过，并扩大“反仇恨犯罪法”的适用范围。这些立法不仅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有利，也致力于保障异性恋者的权益。政府的工作方向将确立一个原则，即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但不能把歧视带到工作环境中。
回顾“不问不说”政策从推出到走向终结的过程，正如《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指出的：二十一世纪武装力量的多元性，新一代美国人参军，军队高层对于同性恋议题态度的变化，以及相关同性恋压力团体对政府的施压，以上各种因素合力促成了美军同性恋军人政策的转变。应当指出，即使是支持废除“不问不说”的人，有人出于平权理想，也有人出于战争的实际考虑，出发点很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移民社会，只要不同利益和信仰团体存在，有关同性恋者在职场、家庭、婚姻和伴侣关系以及其它民事权利方面的争论就会一直进行下去。然而，正如奥巴马本人当选总统昭示了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光辉成就，“不问不说”政策的终结说明：通过教育和持续的文化辩论，让更多的人树立起平等、多元、尊重差异的价值观，社会的改变将是有可能的。
（作者为社会性别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