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为南都写的一篇述评，发表时因字数限制自删了一半篇幅，抓狂…）
Susan Walsh / AP
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废除1994年至今实施16年之久的 “不问不说”政策及相关法律接受议员质询。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涉及同性恋军人权利的问题上，朝着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的目标迈开了决定性一步。
“不问不说”（英文：Don’t Ask, Don’t Tell）的说法基于美国国会1993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法律。简单地说，只要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不在军营里公开身份，就允许他（她）们服役。当年克林顿总统上任后最初的动作之一，就是倡议让男女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但由于国会和军方高层强烈反对，这项提议几乎断送了他的总统生涯。于是，“不问不说”成为总统与国会妥协后的一项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法律，禁止军方主动询问军人的性倾向（若军人明显表现出同性恋特征或行为，还是会受到调查），在征募士兵的表格上，性倾向一栏被撤除，同时，禁止同性恋军人公开身份或对外宣布自己处于同性婚姻关系中。
“不问不说”政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与历史脉络。克林顿执政以前，美军完全禁止非异性恋人士服役。1916年制定的《战争法案》含有禁止军队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直到二战，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战争动员，这一条款才得以强制执行。到二战结束，有4000名男子因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军队拒绝征募。越战期间美军深陷战争泥潭，曾有人利用同性恋的身份或故意表现同性恋举止来逃脱兵役，（这也成为后来许多人反对“不问不说”的理由之一）。因此，克林顿政府制定“不问不说”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结束同性恋者无法为国效力的不平等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是持自由派观点的民主党人与反同性恋保守人士妥协的结果，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异常复杂。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服役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诸多争论，可以说，“不问不说”政策是针对这些争议做出的一种阶段性安排。过往围绕同性恋者参军的争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同性恋者是否适合打仗；第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同性恋者的加入是否有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第三，异性恋军人与同性恋军人相处会不会有问题。
历史上，西方精英的军队文化并非从来就排斥同性恋者。古希腊军队里同性恋者比比皆是，柏拉图《会饮篇》称颂军中男性之爱，认为男性间的亲密关系能让胆小鬼变成大英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三百斯巴达克斯壮士全是同性恋者，他们笃信“人绝不愿在爱人面前丢脸，他会为了保护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性命”。这种情况直到十字军东征才结束，此后军队严厉禁止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者遭驱逐、鞭打甚至火刑。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于1778年开除过一位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士兵。
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以降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各种针对性、性别和性倾向的社会辩论和学术研究日益蓬勃，在此情况下，战争与性别气质、同性恋身份的关系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9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格利高里•赫里克（Gregory Herek）代表美国心理学会等五家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从科学实证角度回应公众对于同性恋者参军的顾虑，并得出结论：无任何证据证明男女同性恋者无法胜任军事行动、削弱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异性恋者无法在封闭环境中与同性恋者共事和生活。赫里克博士还认为，应该改变的反而是异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问不说”背后的假设不仅无法为科学研究支持，更日益显露出各种弊端。在“不问不说”政策下，至今约有1.4万名男女同性恋军人因为公开身份而被开除。据统计，1994-2003年，为填补同性恋军人除名后留下的空缺，美军支出的各项征募和培训费用接近2亿美元，财政负担巨大。911事件后，美国投入反恐战争，征兵吃紧，2006年甚至降低标准才能招募到足够兵源；相应地，被开除的同性恋军人数量骤减，从2001年的每年1200人左右下降到近年的每年不到600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五年，美军有接近800位处于关键岗位的军人（飞行员、军医、战地翻译等）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而遭开除，其中包括至少59位阿拉伯语和9位波斯语专家，这些人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急需的人才，人力资源浪费明显。
“不问不说”政策给军人个体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巨大的。有同性恋军人甚至表示，“不问不说”法案颁布后，军中对于同性恋的关注与日俱增，反而给同性恋军人更大压力。另一方面，隐瞒身份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要说谎和欺骗”。正如麦克•穆伦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所指出的，这种状况有悖美军强调的“正直”的价值取向。
出于对权利的珍视，也出于对正直和诚实的坚持，许多男女同性恋军人为废除“不问不说”展开了长期的抗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丹尼尔•崔（Daniel Choi），他是伊拉克战争老兵，2009年3月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身份，旋即收到退役信。从此崔成为一位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致信总统和国会质疑“不问不说”政策，还发起“勇气运动”（Courage Campaign），征集到超过16万份支持者的签名。
奥巴马政府上台为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性恋社群历来是民主党稳固的票源，奥巴马竞选时就承诺上任后将推动同性恋平权立法。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意天平逐渐倾向于同性恋军人一方，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08年的联合调查，7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者公开服役，这个数字在“不问不说”政策推出的1993年只有44%。另一项调查显示，宗教和保守人士中也有近六成的人支持废除“不问不说”。此外，73%的军人认为自己与男女同性恋在一起没有问题。大部分年轻军人不在乎自己的同事是不是同性恋者，也不认为工作表现与个人性倾向有直接关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服役的军人中，每4人就有1人知道自己所在单位有同性恋者。
在美国以外，全世界已有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加拿大等24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目前北约盟国中只有美国和土耳其禁止公开的同性恋者服役。内外环境的变化都让“不问不说”不合时宜。奥巴马1月27日首度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呼吁国会废除禁止同性恋者公开服役的“不问不说”法律，2月2日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是政府、国会与军方合作，落实奥巴马政见的重要一步。
目前剩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废除，而是怎样过渡才是最佳方案。实际上，废除“不问不说”只是奥巴马政府推动性倾向平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下一步将支持包含禁止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雇佣反歧视法”通过，并扩大“反仇恨犯罪法”的适用范围。这些立法不仅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有利，也致力于保障异性恋者的权益。政府的工作方向将确立一个原则，即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但不能把歧视带到工作环境中。
回顾“不问不说”政策从推出到走向终结的过程，正如《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指出的：二十一世纪武装力量的多元性，新一代美国人参军，军队高层对于同性恋议题态度的变化，以及相关同性恋压力团体对政府的施压，以上各种因素合力促成了美军同性恋军人政策的转变。应当指出，即使是支持废除“不问不说”的人，有人出于平权理想，也有人出于战争的实际考虑，出发点很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移民社会，只要不同利益和信仰团体存在，有关同性恋者在职场、家庭、婚姻和伴侣关系以及其它民事权利方面的争论就会一直进行下去。然而，正如奥巴马本人当选总统昭示了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光辉成就，“不问不说”政策的终结说明：通过教育和持续的文化辩论，让更多的人树立起平等、多元、尊重差异的价值观，社会的改变将是有可能的。
（作者为社会性别研究学者）
早晨起床打开电脑，谷歌首页Logo变成了一只分明长着苦瓜脸的南瓜，心里想，啊，“鬼节”到了。这“鬼”包含两层意思：一来，万圣节在西方是一个与鬼有关的节日；二来，当然了，它是“鬼佬”的玩意，舶来品。
不为人知的电影版图
A scene from Dusan Makavejev’s Gorilla Bathes at Noon, 1993
在我们城市的各处，卷闸门后、阁楼里间，有这么一帮人，仿佛地道里辛勤作业的土拨鼠，经常为发掘同一件宝物锲而不舍——“老板，有东欧片不？”这些宝物时常贴着各式啤酒品牌的商标，“蓝带”或“百威”，标记了它们非法的出身。可是，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想象劣质塑胶包裹的DVD碟片上流淌着某种麦米浓香……
在报纸上说这个，未免令人心虚。多年的淘碟生涯让我明白，有关智慧产权与知识之自由传播的辩论，永远无法解决以下诸种情形带来的困境：若好莱坞和国产大片霸占了所有院线指标，若穷其一生你也不能参加世界各地有限的几个艺术电影节或电影文献展，若思想藩篱和语言障碍让你无法领略那些居于世界电影艺术巅峰的作品，那么，你是选择闭塞无知，还是做一只土拨鼠，奋力一搏钻出晦暗无光的地下？
要说东欧电影到底好在哪儿，一句两句还真难以说清。这么说吧，倘若你在操异族语言而非说中文的银幕上，发现有人跟你呼吸同一种价值观；倘若你发现遥远之处有一群梦想家，在他们三四十年前的梦境里，你照见自己今日所处的现实，并且，这些电影人编织这样那样的故事，发展出与你熟知的好莱坞电影如此不同的叙事策略与美感，你怎能不一见倾心茶饭不思，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拓展精神版图、让生命变得丰盈起来的斗争？
翻开冷战地图，生产这些电影的国家大多是夹在西欧与苏联间大片欧洲土地上的林立小国。除了电影学院学生和少数研究者，多数中国观众对世界电影版图的东欧分册知之甚少。由于影片来源和观影渠道有限，即便是我父母那一辈人，可能只看过《桥》、《萨拉热窝保卫战》等有限的几部“经典”而已，遑论今日由商业大片和电影特效喂大的年轻人。我最近看到拍摄于2007年的纪录片《没有审查机构的审查》。活跃在前南斯拉夫国土上的电影工作者，直把当年这类史诗电影形容为“篡改历史”、“欺诈金钱”之作。那感觉，就象我妈常唠叨我的一句口头禅：又上当了不是？
为了拒绝上当，我决定做一只土拨鼠，每见必收的东欧片单包括以下几位导演的名字：波兰的瓦伊达、匈牙利的杨索；还有不那么知名的导演，比如南斯拉夫的马卡维耶夫，他的电影深入性与政治的纠葛，在复杂的情节线索里铺展各种符号与意象，看他的电影绝对是件脑力活。亚美尼亚的帕拉杰诺夫，引来拜占庭艺术的源头活水，把动态的电影变成静态的画面，意义产生于图画与图画、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各种对比、暗示和隐喻关系中。你千万不能错过捷克动画大师史云梅耶，有人把他称为“炼丹术士”，这老头善于改写经典童话，常把血、肉、泥、植物和木偶玩具搅和在一起，夸张的影像背后是浓郁的诗人气质。
我还要推荐史云梅耶的同乡伊利·曼佐，他的片子真叫经得起时间考验。要不怎么《失翼灵雀》被整整封杀21年，重见天日后一举拿下1990年柏林影展金熊奖。电影有一句台词让我乐不可支。一位因思想入狱的诗人，他说：“我抬头仰望星空，却一脚踩在屎上。”踩到屎算你走运，曼佐的一位南斯拉夫同行，人生第一部电影就让他坐牢三年。前面提到亚美尼亚那位，他曾因拍片犯禁，两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流放、监禁，失去工作机会，类似遭遇足以让所有后来者对权力俯首称臣。然而，这批东欧导演的反抒情、内省，时时保持距离的观察，还有自我嘲讽的能力，为后世的电影诗学树立了标杆。沉浸于这样的光影细节，我们平日见证的许多正儿八经，其实是假正经，崇高是伪崇高；抒情往往是为掩盖真相，黑色幽默与狂欢精神则是打败极权的利器。看完电影，你无法不对蕞尔小国充满敬意，须知一个民族心智成熟的的程度并不一定与其幅员历史成正比，电影里的小国智慧往往让霸主们穷形尽相，丑态百出。
许多人为传播这些少为人知的杰作而不遗余力。有个叫Karagarga的BBS，全世界影迷在那里分享东欧电影视频，接力翻译字幕。我有位叫“浪子”的豆友，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整理捷克百大电影的视频资料和中文字幕来源，极富专业精神。我想，是生活经验的相通，让东欧电影成为一个暗号、一种可分享的精神血脉。作为东欧影迷，你实在不必去好莱坞那里攫取快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听惯的那些所谓反抗美国文化霸权、支持民族电影的大话，是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精神产品知之甚少、信息极为残缺不全为代价的。如今，无论国产片还是好莱坞大片，只有赚钱的电影才是观众看得到的电影，由此，淘碟、分享视频、翻译字幕，何尝不是和平时期反抗精神压迫的一种方式？